几年前,学者黄灯以一部非虚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让这个长期被遮蔽的群体进入公共视野,她不断回望那些孩子的人生,因此也获得了「回望的力量」。她说,当面对这些二本学生时,自己总是不断追问「他们是怎么长大的?他们怎么来到我的课堂」。从2017年开始,她走进那些二本学生的家庭,看到了无数个奋不顾身托举家庭、托举孩子的母亲。
这些母亲都是中国最普通的劳动者,她们打着零工,常年在工厂做工,甚至有人每天工作时间超过了15个小时,为了打工,她们的足迹遍布了中国的地图。她们用尽全力,将自己的孩子托举到了一所大学——很有可能,是一所二本大学,但正是这些学生,组成了中国劳动者的基石,这些妈妈,也始终为自己的孩子骄傲。
我叫黄灯,是一个毕业于二本院校,先后在广东金融学院和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任教将近19年的大学语文老师。我2005年博士毕业以后进到广东金融学院教书,在此以前,我的人生目标其实和任何一个刚刚毕业的博士一样,希望自己能够发表一些好论文,多做一些课题,早点把职称评了,然后进到一个更好的大学去,像我的导师那样,当一个很有名气的学者。
直到2006年5月17日,那一次上大学语文课,大家都知道南方经常会刮台风,所以当天我就叫我的学生以风为题写一篇作文。
20分钟以后,一个叫邓桦真的姑娘交上了一篇文字。我看过了以后,彻底改变了我对我学生的看法,因为在此以前,我一直以为我的学生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广东地区,他们的家境应该都不错,至少会比我的老家湖南要好一些,但是邓华珍所提供的信息让我意识到,其实他们背后的家庭,并没有我想象得那么光鲜。
从此以后,我就告诉自己,相比评职称、写论文,其实我能够跟我讲台下的学生很好地相处,能够带着他们好好地学习,有可能是我生命里面更为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是职业生涯的一个转变,所以,这么多年,我跟学生的相处,让我也慢慢地学会当一个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