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室楚墓逐渐揭开神秘面纱，其中多室已清理完毕；出土3000余件（组）文物，其中青铜器150多件（组），有关键证据直指墓主身份；大量动植物遗存以及琴瑟等乐器，生动展现当年旨趣……
备受关注的安徽淮南武王墩墓考古发掘现场又传来振奋消息：武王墩墓主身份可能是《史记·楚世家》记载的楚考烈王，东一室南端放置的大鼎出土后测量，超越已知最大的李三孤堆出土的楚大鼎。这些文物有何讲究，又诉说着怎样的故事，对此，记者进行了深度探访。
大鼎“亮相” 关键信息直指楚考烈王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使用与祭祀、朝聘、征伐、宴飨、婚冠、丧葬等紧密相连。武王墩墓的东一室专门存放青铜器，目前已提取青铜器150多件（组），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开盖即见的一个大铜鼎。
记者探访时，武王墩墓的大铜鼎已被转运出坑。此时的实验室里，身着白大褂的文物保护人员正围着它进行初步的清理和保护。由于两个鼎腿有裂缝，考古人员用绷带包裹住鼎腿，以木架托护底部，分散鼎腿承重。尽管被掩埋地下两千多年，鼎上最初的吉金色仍隐约可见。
武王墩考古项目实验室负责人张治国介绍，经过实验室内的再次测量，该铜鼎口径达到88.9厘米，超越了楚大鼎（铸客大鼎），重量超过400公斤。据专家初步判断，其造型是附耳折沿深腹鼎，鼎耳和鼎身都有精美的纹饰。“上面是否有铭文等记录，表面纹饰精细识别等工作正在开展。”张治国说。
“三足鼎立”“一言九鼎”，成语足见鼎作为力与礼的象征，彰显至高无上的权力，除了烹煮食物，更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
此前，我国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最大最重的青铜圆鼎是距武王墩墓不远处李三孤堆出土的楚大鼎（铸客大鼎），鼎高113厘米、口径87厘米，鼎耳及沿口下部铸饰菱形云纹，三足硕大寓示着“鼎立天下”，腹底部、足膝部、沿口处刻有“安邦”“铸客”等铭文，体现出楚人定都安邦的愿景。李三孤堆是楚考烈王的儿子楚幽王的墓。
结合墓葬规模、结构、出土文字材料与文献史料等综合分析，考古专家判断，武王墩墓主身份可能是《史记·楚世家》记载的楚考烈王。而实验室正中桌子上摆放的一件笔记本电脑大小的青铜簠，正是此轮发掘提取出墓主身份关键证据的重要器物之一。
武王墩考古项目负责人宫希成告诉记者，此次专家在部分青铜器上发现有长短不一的铭文，最多的一件有28字，一件青铜簠上刻有铭文“楚王酓前作铸金簠以供岁尝”，据古文字学最新研究，“酓”字和“熊”字的古音相近，可以通假。在曾侯乙墓出土的楚惠王鎛钟上面“熊章”就写作“酓章”。“楚王酓前”即楚考烈王熊完（亦有作“元”）。
古代有“列鼎制度”，周代的礼制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到了东周，则是天子、诸侯用九鼎，卿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
楚国的青铜器还推崇独特的配对与组合，楚人不断从独特的角度对礼制进行着调整与重构。区别于既往，此次武王墩出土的青铜器种类尤为齐全，还形成了“九鼎八簋”等青铜礼器的组合。
“东一室的器物分五层堆积，我们分层提取，不完全统计，已提取出三套青铜礼器，包括鼎、簋、簠、敦、钫、壶、甗、豆、鉴、釜、盘、尊缶等，其中两组‘九鼎八簋’，印证出武王墩墓的王级等级。”宫希成说。西周以来，鼎、簋等食器升级成为青铜礼器的核心，通过形制、大小、组合关系体现等级，用以“明尊卑，别上下”，形成独特的礼器体系。
簋常用于盛放煮熟饭食，圆口双耳；簠是盛粱、稻的容器，器盖和器身形制相同，故而可以倒置；钫常用以盛酒，甗则更为有趣，上部是甑，用来放置食物，可通蒸汽，下部是鬲，烧水煮汤，被网友戏称为古代“蒸锅”。其中首次发现能“折腿”的甗，这件2000多年前的文物“膝盖处”竟设置折叠机关，且隐藏在兽面花纹后，三足折叠可达90度。
不可否认，一件件楚系青铜器革故鼎新、繁缛夸张、纤巧奇诡，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但武王墩墓和李三孤堆出土的青铜器铸造工艺较早期器物已相对粗放。“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此时的楚国已从称霸一时的超级大国变成强弩之末。”武王墩考古项目执行领队方玲说。
风味“回归” 动植物遗存回溯舌尖荆楚
所谓“钟鸣鼎食”，就是击钟奏乐，列鼎而食。史书记载，楚人的饮食有“食如玉”之称，吃得高档，食之精细。《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
此番武王墩墓考古发掘，可见一斑。诸多列鼎等青铜器中，找到了动植物遗存。通过跨学科、多平台协作，研究团队系统开展了动植物遗存鉴定、残留物分析工作，其中动物骨骼遗存鉴定出黄牛、猪、狗等10多种动物，植物遗存则发现葫芦、甜瓜、梅、栗等瓜果、坚果，粟、黍、水稻等农作物，花椒、锦葵等香料作物，以及传统中药植物吴茱萸。
古代的家畜，最庄严的归宿是祭祀，产肉量最多的牛、羊、猪是最重要的三种祭品，合称“三牲”。三牲齐备，称为“太牢”。在武王墩出土的这些底部有烟炱痕迹的青铜烹煮器内，考古人员发现大量动植物遗存，包括牛、猪、狗、獐、梅花鹿、鸭、雉等，还有鲇鱼、青鱼等不同种鱼类。
生产方式是农耕渔猎、饮食结构讲究饭稻羹鱼、饮食形式注重钟鸣鼎食、饮食质量强调五味调和，《战国策·宋卫策》记“荆有云梦，犀兕麋鹿盈之，江、汉鱼鳖鼋鼍为天下饶”，由此可见，楚国食材相当广泛。
有趣的是，此次考古人员在一些烹煮器里至少发现了十几种菜肴，还找到了一些用以捆绑食物的“打包绳”，一些动植物遗存“混搭”在了一起：譬如梅子与猪，葫芦与鸡，猪与牛……有网友评论称“蒸乳猪、炖牛排、梅子排骨、葫芦焖鸡……楚国国宴也太亲切了”。
在武王墩考古实验室内，低氧灭菌室里存放着东一室里打捞出的植物边团。张治国告诉记者，经初步分析，植物边团里包裹着李子、梅子、栗子、甜瓜子、莲子等瓜果和水稻、粟、黍等农作物。有专家判断，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主人的下葬时期可能是在夏季或秋季植物成熟的时节，也有人大胆想象，墓主可能生前喜好这些果蔬。
“通过动植物遗存考古，不仅可以还原楚国人的饮食喜好、生活习惯，还可以和其他不同遗址发现的动植物遗存关联起来，了解这些动植物的家养史和驯化史。”张治国说。
也许正如《淮南子》说“荆吴芬馨，以嚂其口”，这每一样都是楚人唇齿留香的证据。可以想见，当年的楚人从来没有把自己束缚在一张乏味的菜单上，而是怀着对食物的理解，享受自然给予的馈赠，不断寻求转化的灵感。人间至味，随光阴传承至今。
余音绕梁 乐器玉器彰显千年雅趣
近日，一曲由2000多年前的编钟演奏的《茉莉花》引得无数人侧耳静听。
这组编钟出自武王墩，考古人员对它进行了整理和测音，发现其音列完整、承前启后。“正好是宫商角徵羽这样一个序列，和后来汉代包括海昏侯墓一致，证明了从战国晚期到汉代音乐是有传承的。”武王墩考古发掘项目考古一组组长张闻捷说。截至目前，武王墩主墓发现两组编钟，保存基本完整。
在我国古代，“金声”指古代乐器“钟”发出的声音；“玉振”则是乐器“磬”的发声。单一个武王墩，可谓将旋律描摹到极致，不完全统计已经发现三类、一百多件音乐文物。
楚国不但完整继承了中原的八音之制，更将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与浪漫主义融入传统乐器中。此前出土的漆木虎座鸟架悬鼓是楚地特有的一种乐器。在湖北、河南等地的楚国贵族墓中时有出土，而武王墩的这件残高仍有1.92米，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漆木虎座鸟架悬鼓。
在漆木器保护室内，武王墩考古项目实验室工作人员温婧琦正在整理此番清理出的琴瑟等弦乐器以及笙竽等乐器残件。最长的一块瑟板约2.1米，瑟枘上还残存着丝弦痕迹；笙竽类乐器不仅有吹嘴、笙斗、苗管，还发现了簧片，这是乐器发声的音源。
“目前现场保护阶段，我们对漆木器的保护主要是及时提取有效信息后做初步的清理，再入去离子水做稳定性保存，后续会进行清洗、脱水、干燥、修胎、髹漆等一系列修复步骤。”温婧琦介绍。
此前与漆木虎座鸟架鼓一同被追回的“内乐”虎座，虎背有长方形铆孔，是放置编钟的底座，虎腹胸处刻有“内乐”字样铭文。“外乐”一职虽不见于《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但散见于秦代封泥、汉代简牍、战国钟虡铭文等出土文献。
有专家推测，“内乐”应该是相对于“外乐”而言的。秦至汉初，掌祠祀、宗庙之乐的当是“外乐”，掌宫廷、宴飨之乐的则为“内乐”。更为难得的是，此次考古人员在墨书文字中找到“乐府”二字，椁室内对应放置乐器，这也将乐府机构设置的最早时间由秦提前至战国时期。
周代尚德，君子比德于玉，也爱佩玉。武王墩墓提取出的龙凤形玉佩、玉璜、玉管、玉环、玉璧等玉器，相当精美。所谓王身出玉声。据张闻捷介绍，按照《礼书》所述，古人悬挂主玉佩时，会从胸前缀到膝盖，走路时，玉相互碰撞，发出“佩玉锵锵”的声音，以此用来调节步伐的节奏，显示气度。
无论是乐器之声或是玉器之声，武王墩的悠扬之声可谓余音绕梁，仿佛能够追寻那些属于中国的辉煌历史足迹，感受千年文化的脉动。
科技赋能 与时间抢“时光”
截至目前，武王墩一号墓（主墓）北室、西室和东一室已发掘完成，东二室和南一、二室发掘工作接近尾声，之后将发掘中室。相关考古发掘工作，如今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
地下，时常雾气笼罩。研究团队在考古发掘现场搭建雾化喷淋系统，每天分时段雾化喷淋，能够有效控制椁室内微环境，避免了椁板、漆木器等有机质文物因温度升高、水分蒸发而开裂与变形。
地上，多个实验室里紧锣密鼓开展出土文物保护和多学科研究。提取到室内的各类文物及时采取了应急保护措施，易腐变的有机质文物样品存入低氧灭菌舱，控制湿度和氧气以减缓其劣化速度；提取的大量木俑已开展了清洗和保湿处理，着衣俑表面织物已利用丝蛋白技术原位加固；漆器纹饰和图案采取了曲面微区X射线荧光光谱仪进行信息提取，为后续修复提供科学依据。
专家判断，武王墩一号墓（主墓）出土文物有望突破4000件（组）。历经2000多年，仍能够出土如此之多珍贵文物，的确令人称奇。专家推测，这可能与武王墩墓多重加固、高规格的营建标准有关。目前，专家对此正进行深入研究。另外，淮南湿润的气候也对武王墩墓地下文物尤其是木质文物起到了良好的保护作用。考古界有句名言：“干千年，湿千年，不干不湿就半年。”武王墩的文物埋藏环境是个“饱水”环境，这样形成了相对封闭的保存空间，抑制了木腐菌的快速生长，降低了木材的腐蚀进度，保障了棺椁形制及木质文物的基本稳定，有利于文物保存。
考古人员还发现了200多件素俑和80多件着衣俑，在有机质实验室里，这些木俑被浸泡在去离子水中。木俑形态有三种，跪坐、站立、分裆，考古人员发现木俑的身子和头原先是通过三根小小的细木条连接，十分精密，后因椁室进水，导致原本站立的木俑倒塌、分离。
两架漆木车的发现让考古人员惊喜不已。尽管整车已经坍塌，但通过车轮直径尺寸看出木车规模较大。“目前我们正在对相关文物进行保湿、去污，后期再用化学材料进行处理，支撑起木材的细胞结构，使其不变形、不开裂。”张治国说，“可以看出，这些姿势不同的木俑、漆木车、乐器，应当是组成了某种场景，我们期待将它们复原的那一天。”
淮南市同步加强相关保障，配合考古工作需要及时启动文物保护用房扩建与墓葬周边环境整治，进一步完善安保措施，在重要进出路口设置卡点，在发掘区域内安装电子围栏，并配备公安干警和安保人员24小时值班，做到全封闭、无死角管理，确保发掘现场和文物库房安全。
今年五一期间，淮南市博物馆举办了“武王墩发掘进展图片及部分实物临展”，现场游人如织。不久前，张闻捷来到博物馆，给广大市民和考古爱好者开了一堂讲座，主讲“楚人的葬礼”。“让我们近距离地感受武王墩墓的秘密，也希望武王墩墓的发掘能够为安徽文物考古添加更多光彩。”安徽博物院志愿者梁君华说。
追问谜题 期待千年大墓继续“开口”
楚国，战国七雄之一，曾问鼎中原，雄霸一方，也曾数次迁都，有些狼狈。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为避强秦而迁都寿春——今淮南寿县一带，历经楚考烈王、楚幽王、楚哀王、楚王负刍四王，直至18年后被秦所灭，寿春城得以见证楚国的余晖。
楚考烈王年轻时曾到秦国当质子，他父亲楚顷襄王病危时，他和楚国的使臣、春申君黄歇互换装束后逃出咸阳，回到楚国，留下“偷梁换柱”这一典故。逃回楚国的熊完继承王位，迁都寿春三年后薨逝。
目前的武王墩墓考古发掘，已经从诸多断面看到：当年的楚人是如何乐生的、浪漫的，“灵魂”仿佛可以上天入地，汪洋恣肆。武王墩墓考古成果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武王墩墓考古和保护利用将对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专家介绍，武王墩墓已出土文物的形制、纹饰、组合等具有战国晚期楚文化的典型特征。对动植物遗存进行的精细化清理和鉴定，为研究和复原战国时代的用牲习俗、饮食习惯、生业经济等问题提供了宝贵资料。
考古人员经红外扫描，采集到1500多个楚系墨书文字。“一竖一个圈表示10，代表第十块盖板……”张治国对照此前通过红外技术识别提取的椁室盖板上的墨书，给记者释读文字内容，可以看见文字大致分三部分，包括方位、椁室功能、数量和位置关系。这些墨书不仅存在于椁室盖板上，还存在于底板、侧板、椁壁，椁室内的少量竹简则主要记录文物清单。
同时，考古人员在出土的青铜器、漆木器上提取到了一些秦文字、三晋文字等，这些体系不同、风格多样的文字内涵信息丰富，有待于进一步研读。“有可能会解释很多我们过去不理解的事情，比如器物的定名、历史事件、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等。”宫希成说。
仍有诸多谜题亟待解答，譬如现场出土了大量龟壳，它们是用来做什么的；是否还会有更多竹简的出现，竹简上是否还会出现更多信息等。这些待解之谜牵引着考古工作不断深入，也牵动着不少关注者的心。
“我们在用现代人的观念来理解2000多年前的人。他怎么做，为什么那样做？想要准确地复原过去，就需要找到更多的信息。”在宫希成看来，一系列谜题是武王墩墓考古的难度所在，也正是它吸引人的地方。（记者 陈诺 刘美子 屈彦 白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