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4月14日讯，央行工作论文提出，我国要认清人口形势已经改变，要认识到人口红利当时用得舒服，事后是需要偿还的负债；要认识到人口惯性是跨代际的巨大力量，其反作用力将导致人口反方向变化；要认识到教育和科技进步难以弥补人口的下降。为此，应全面放开和鼓励生育，切实解决妇女在怀孕、生产、入托、入学中的困难，综合施策，久久为功，努力实现 2035 年远景规划和百年奋斗目标。
央行在工作论文中指出，我国的人口转型不同于发达国家。
1.人口转型更快
一是人口转型期短。与发达国家人口转型持续一、二百年相比，我国从建国后逐渐开始转型，预计到 2035 年左右进入第Ⅳ阶段，前后也就八十年。因此我国从人口膨胀到人口趋少、从就业压力到劳动短缺，时间更短、转变更快。这意味着我国远没有发达国家那么长的时间来做准备。
二是人口红利期短。以总抚养比小于 50%作为人口红利的判定界限，我国1995 年降至 50%以下，2019 年为 41.5%，预计 2030 年超过 50%，显示人口红利
还有十年；另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还有约十年退休，所以说人口红利还有十年。但总共算起来，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只有 35 年，这与日、韩、加等发达国家相比，都要更短。
2.老龄化更严重
一是老年人规模大。2000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 8827 万，占比 7%，进入老龄化社会；2019 年，该数据分别为 1.76 亿和 12.6%。中国老年人口规模长期居于世界第一。
二是老龄化速度快。联合国数据显示，1990-2019 年，世界老年人口年平均增速为 2.7%，发达国家为 2.1%，而我国为 3.2%，预计未来二十年都将快于世界平均增速。2000-2019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从 7%上升至 12.6%，预计 2022 年超过 14%，由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32。这一过程仅用 22年，远快于最早进入老龄社会的法国（140 年）和瑞典（85 年），也快于美国（72年）。
此外，发达国家老龄化通常发生在高收入阶段，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 多在二千美元以上，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时多在三万美元以上，但我国该数字分别为约一千和一万美元。
3.少子化更严重
1950-2019 年，我国迅速从高生育率国家转变为低生育率国家（其中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并持续走低），总和生育率从 6.71 下降至1.70，减少 5.01，同期美、日、英、法则分别减少 1.28、2.08、0.33 和 1.00。
我国生育率下降更快，除了有收入上升导致生育机会成本上升的原因外，还有其他因素，比如：计划生育加速了生育率的下降；家庭资源集中于独生子女，抬高了养育成本，降低了妇女生育意愿；育龄妇女减少、生育窗口期缩短，也带动生育率加速下降。
应对之策
老龄化意味着净消耗，少子化意味着没产出，那很自然的应对方法就是储蓄。放开和鼓励生育，是劳动力的储蓄；储蓄和投资，是资本和产出能力的储蓄；完善养老体系，是财富的储蓄；教育和科技进步，是生产率的储蓄。
一是全面放开和大力鼓励生育。出生率取决于育龄妇女占比和生育率，前者受历史人口状况的影响，改变起来难度大；后者受当前妇女认识的影响，提高起来见效相对快。一方面要全面放开生育（三胎及以上）。不要再犹豫观望已有政策效果，要趁着现在部分居民想生又不让生时放开，等到大家都不想了再放，则没了用处。另一方面大力鼓励生育。要创造良好的生育环境，切实解决妇女在怀孕、生产、入托、入学中遇到的困难，让妇女敢生、能生、想生；倡导生育不仅是父母和家庭的事，而且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二是重视储蓄和投资。首先要高度警惕和防止储蓄率过快下降的趋势。要清楚我国不仅肩负发展的重任、而且面临沉重的养老负担，要明白没有积累何来增长。其次要认清消费永远不是增长的源泉。要明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要清楚发达国家消费率高有历史原因，其力图改变、但回天无术，因此不要以此为学习的榜样。第三要重视投资。要扩大国内中西部的投资，虽然我国总体的资本边际收益持续递减，但中西部的机器换人仍大有可为；要扩大走出去，尤其是亚非拉的投资，因为这些地区提供了大量的、仅存的人口红利。
三是推进养老改革。首先，养老制度要由即时支付型转为储蓄型。我国现有养老体制的初衷是考虑了储蓄养老的长远需要，但实际执行下来变为现收现付的Pay As You Go。这在人口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尚能勉强维持、也简单易行，但遇上人口转型带来的老龄化危机，则难以应对。
其次，区分基本保障和个人账户。绝大多数人混淆二者并将二者置于养老金下统一讨论，给我们的认识和行动带来了巨大的困扰。实际上，两者的目的、产品性质、资金来源、缴费标准等都有根本不同。
从目的看，前者是为了构建社会基本保障网，后者是为了解决短视造成的跨期配置；从产品性质看，前者是公共产品（全覆盖、无差别），后者是市场化产品（有差异、有激励）；
从资金来源看，前者应财政兜底，后者则由企业和个人缴纳，政府不应补贴；从缴费标准看，前者是保基本，不应标准过高（基本而非奢侈），后者则可根据企业和个人条件、需求而变换缴费率和养老金待遇标准。
第三，妥善解决转制成本。在区分基本保障和个人账户的基础上，适度扩大个人账户；发行特别国债补充转制成本，保持个人养老金缴费、支付连续，实现平稳转制。
第四，多项制度配合。有人认为养老改革可很快实现转轨，实际上任重道远。改革要么降低养老金标准，要么多付出劳动，以实现养老金可持续。前者可降低替代率，杜绝退休工资拿得比在职高的现象；后者可延长退休年龄，但要早做，拖得越久，越难解决。养老改革也需以税收制度完善、企业年金法律体系健全、养老金资产管理机构能力提升、居民养老保障和投资管理意识增强等为保障。
四是促进教育和科技进步。未来我国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不是一句空话，而需要实实在在的支持。首先环境宽松。要抓主要矛盾，把握好创新与监管的平衡。其次建立基本的社保体系。创新要冒风险，如果人们知道即便失败，也有饭吃、有房住、有病看，就会敢冒险、敢创新。
第三控制房价。创新创业靠的是年轻人，但其多半没钱。一个城市房价太高，把他们都逼走了，何谈创新。这是深圳过去超越香港的主要经验，未来也有可能成为限制其长远发展的障碍。
第四重视教育。要重视母亲和少儿的教育；重视基础教育，提升教育覆盖面、教育公平性；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需要指出的是，教育和科技进步周期长、见效慢、不可控（熊彼特也认为创新性破坏难找规律），因此我国当前还是要以人、财、物的储蓄为本，教育和科技为辅。
文章来源：财联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