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用扇的激增，在推动折扇风行的同时，也推动了制扇业的兴盛。明代制扇工艺的精致，是中国扇面艺术发展的高峰。扇子在拓展艺术空间的同时，也延伸了社会交际的意涵。谢肇淛云：
昔人书字多用笺素，书于扇者盖少，故右将军书六角扇，老妪为之不怿。即宋、元人书画，见便面者，不一二也。今则以扇乞书者，多于纸矣。然元以前，多用团扇，绢素为之，未有折者。元初东南夷使者持聚头扇，人共笑之。国朝始用折扇，出入怀袖殊便。
如谢氏所云“宋、元人书画，见便面者，不一二也”，诚然，宋元折扇，至今已难觅其踪。索书者用扇面多于绢纸，乃因扇子“出入怀袖殊便”，这从十七世纪的《利玛窦与徐光启像》中就可见得：这是一幅具有西式风格的画作，从人物服饰判断，时令应非暑天，然二人却各执一把折扇，当非用以搧风。
利玛窦到南京后，除其至密徐光启外，还与当时中国的文化名流多所交往，李贽便是其中之一。万历二十六年（1598）的春天，李贽曾拜访过利玛窦，并书诗扇相赠。
春日赠扇，可知扇子非为引风取凉，而是社交手惠，持扇者借此也为展示自己的优雅风度。扇子被文人赋予了雅意，成为读书人身份的标榜。因此，文人们喜欢将诗文书写在扇子上，随信札或其他物品（如诗文集、书画、碑帖等）附赠同好，既作为自己书法或诗文的门面展示，又作为礼物以便请益于人。随观明人文集，有关于此者屡见不鲜。
如前文所论安徽汪氏一样，徽商是书画鉴藏最为热心的群体，晚明江南艺术市场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乃因有徽商作了有力的经济支撑。徽商对于艺术市场的参与，不仅在于藉此附雅博誉，藏富射利，同时也鼓动自己的艺术创作，进而推动地域文化的兴盛。如在高利贷商人方用彬的艺术交往中，扇面书画的酬赠答谢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从陈智超先生所撰《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一书所收信札来看，以方用彬为核心的艺术圈中，扇面赠酬的记录随处可见，经笔者初检，相关者竟有近百通，除了索画题写的扇面，其他的很多是作为礼物，随信附送。这个数字还只是信札中体现的记录，不难想象，未记入信中的扇面，恐不会少。就仅这近百通而言，比例如此之大，实已可见当时扇面应酬之盛状。
扇面不仅作为文人之间的社交礼赠，就连烟花之地，也颇受宠（如在孔尚任的《桃花扇》中，一个重要情节便是侯方域题诗扇赠名妓李香君）。文人们留连风月，与青楼女子之间常以扇作为酬答。由明入清的余怀就是此中常客，他曾结识一位叫李宛君的妓女，此女命运多舛，晚年潦倒，余怀深为同情，想如唐代杜牧之于张好好，便将杜牧《张好好诗》末段“书于素扇以贻之，大娘捧扇而泣，或据床以哦，哀动邻壁”。清初朱彝尊藏有晚明名妓赵丽华的书画扇，其“楷法极佳”。其他如马湘兰与王穉登、柳如是与钱谦益等之类故事，亦不乏类似的赠答。
书法扇面不仅可以荐纳客僚、留情红颜，甚至可以博得宫廷的青睐，借以显名。如李维桢记载邢侗书扇之事云：
（邢侗）深得右军神体，极为海内所珍。内竖以字扇进览，上欣赏，命女史学其书。
折扇形制本不方正，书写时必须根据所书内容调整形式，因此对书写者的要求相对较高，书家多有为难，如赵宧光就苦于小字和扇面，自言：
人各有能、有不能。或以小字见委，每为苦之。至于书扇，尤非所长也。
莫廷韩（是龙）在书扇时也有类似体会，在一封给友人曹芝亭的信中说道：
扇恶不能作佳书，如美人行瓦砾中，虽有邯郸之步，无由见其妍也。
然而，对于多数好纳客、喜交游的文人雅士来说，并没有太多如赵宧光、莫是龙们那样面对应酬时的畏惧感，由于“日用尤切”，扇面书法成了他们基本的场面工夫———即使这工夫并非如那些以书法立名者精到。
生活在晚明的孙鑛（1542—1613），对于时人的逐扇风尚，兴论之余，别有所感：
两汉以前尚篆隶，多用之章疏檄牒；晋以后尚行草，多用之简札。迩来此两则率胥人代书，其自书者，轴、卷、册、扇四种及赫蹄小简而已。而扇于日用尤切，尤堪赏玩。其敝者，或用为轴、为卷、为册、为屏。余感司寇扇卷，因效为一册，殊横阔，不便置几案。又书扇时，自有行款法，今改为横幅，则倾斜失度。又扇自别有一种风度，改作册亦失本真。且翰墨在扇间，即如花木在庭除、亭馆在岩谷，天趣悦人……若谓不宜以供挥暑，则但可置之笥箧中，日取展玩，与卷册同用，而不失扇书本趣，似更简便耳。
孙鑛在此不仅强调了扇面书法的书写规范，还批评了当时人们扇面装帧方式的失真，他也点明了扇面书法的核心用意：风度的标榜、优闲的展玩。
在此意义的观照下，晚明书扇的内容就有了别样的社交隐喻。如王穉登曾书金笺诗扇，末署“送申驾部还朝。王穉登春宇先生”。“申驾部”指申用懋（1560—1638），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因曾任兵部职方郎中，故称“驾部”。其父申时行（1535—1614）为嘉靖四十一年（1562）苏州状元，官至内阁首辅。申、王二家同里，“交相推重，轩车宾从，两家巷陌不相下”。晚明山人风尚盛行，而“声华烜赫，穉登为最。申时行以元老里居，特相推重”，可见二家关系之亲密。受赠者“春宇先生”，疑为张廷榜（1545—1609）。有趣的是，扇面所书内容乃是送申用懋还朝的诗，用意颇可玩味。
与王穉登所为异曲同工的，是其友人张凤翼（1527—1613）赠给一位叫敬虞的人诗扇。扇上共书五律二首，诗本俗套，意境难称佳制，然题款却颇有意思：
右二诗，其一寄王元美，其二王答也。
敬虞兄命书便面。张凤翼。
原来此扇所书二诗，是张凤翼与王世贞（元美）的唱答诗。世贞为“后七子”之首，乃当代文坛泰斗，亦是朝廷重臣，作为一介布衣的张凤翼能与之结交，当有幸焉。
折扇小巧，收放自如，藏诸怀袖，便于随时展玩和示意。文人们在席间常分题步韵，作诗填词，毕后书之于扇，互赠同谊。又或为所携扇面有限，或为集藏之利，或为单人书写不能满纸，便多人合书一扇，表达互相之间的交谊和志趣。这种合书扇，明人多有此例。如周鼎（1404—1487）、陈宽二人曾合书有一金笺行书扇面，从题款内容上看，似乎为合书扇增添了新的隐意。周鼎题款云：
右雪屋一律为徐山人作。维时诵而忘之，更以佳扇托陈梅雪录之，以长在口手，梅雪又让之，老丑使自录也。疑舫居士。
陈宽题款云：
余赋楚江秋晓诗一律，维时求书，遂书于扇。醒庵。
明代中后期的文徵明、祝允明、唐寅等人也不乏有合书之扇，实隐有某种世俗之意味，同时也多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文化意义。
再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王穉登、张凤翼和周天球三人合书扇，扇面上所书三人之诗，王氏款署“元日送顾益卿之蓟州，王穉登书呈闻庵先生求正”，张氏款署“右送戚少保作，呈闻庵兄丈”，周氏款署“右赠戚大帅一首，周天球书似闻庵兄世谊求正”（闻庵，未详待考）。王穉登诗赠的顾益卿，名养谦（1537—1604），时议顾氏必能办倭，起为兵部侍郎；张、周二人诗赠的“戚大帅”“戚少保”，即是抗倭名将戚继光（1528—1588）。戚、顾二人皆为当朝名臣，一般文人能与之诗酒酬唱，既显自己交游之不凡，更可标榜自己非等闲之辈。
更为典型的是张凤翼、张献翼、周天球和王穉登四人的合书扇，每人各录其诗，共书一扇，同赠“笠湖”（未详待考）。有趣的是，四人所书之诗，都不是为笠湖所写。四人皆籍苏州，向有山人习气，又常相交游，同学吴门。名虽不重，而人脉甚广，标举文才，皆为雅好。故清初张潮（1650—?）云：
观手中便面，足以知其人之雅俗，足以识其人之交游。
文人之间，大率如此。而一扇之握，已足见品位与身份。张潮生活的时代去晚明不远，由此可以想象扇面在文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可以窥知晚明扇面应酬烈甚于前的原因：商品的流通自然带动整个社会的流动，进而推动了人际交往的频繁，应酬日渐增多，同时也愈加考究。明代中前期以来就已开始为众人所使用的折扇，也容易成为这种社交文化的中介角色。折扇易携，便于取凉。染翰其上，不仅可资欣赏，尤可用于社会交际。在这扇面上，赠、受双方都能通过这一握之物，在赠与与受谢、书写与阅观之间，互相品察着对方的心态。其中的委婉和含蓄，实为难以直言的文化隐喻。
《燕闲清赏：晚明士人生活与书法生态》，吴鹏著，中华书局2020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