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日，在英国伦敦首相府，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参加全球疫苗峰会视频会议并讲话。新华社 图
聚焦免疫接种，寻求“最大公约数”
全球疫苗与免疫联盟成立于2000年的达沃斯论坛，是一种新型的多边机制。和世界卫生组织这一完全由主权国家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不同，GAVI理事会的构成要丰富得多，几乎囊括了所有与儿童免疫相关的国际组织与利益相关方。其中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集团、盖茨基金会四个创始机构，还包括出资国代表、受援国代表、制药企业、市民社会组织等等。
GAVI的目标非常清晰：专注解决低收入国家免疫率过低的问题。
此前全球疫苗提供存在着“市场失灵”问题：一方面，低收入国家支付不起疫苗的市场价格；另一方面，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需求未被充分开发，疫苗生产商不敢扩大生产，供给量少。GAVI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用发展中国家未来的长期稳定需求为筹码，谈判降价“团购”疫苗并提供给低收入国家。如此，对生产商而言，虽然单支疫苗的利润有所下降，但考虑到大规模生产拉低成本，倒也不失为合算的交易；对GAVI的出资方来说，同样的援助金额，和过去相比可以买到更多的疫苗、实现更高的援助绩效，它们也乐意为之；更不用说通过这一机制直接受益的低收入国家了。如此，GAVI可以说实现了“三赢”的局面。
成立之后，GAVI的运作表现一直不俗。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儿童接种的11种疫苗，在美国的市场价格高达1100美元，而GAVI的采购价格仅为28美元。至今，它已经为全球7.6亿儿童提供了保护。
近年来，GAVI还通过“预购承诺”（Advanced Purchase Commitment）机制加速新疫苗的交付进程，从而在全球重大传染性疾病的防控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在埃博拉疫苗尚处于临床试验和审批阶段时，GAVI就提供资金，要求企业启动生产以缩短疫苗交付时间。2019年刚果（金）的埃博拉病毒暴发后，出于“同情用药”的原则，制药公司默克此前生产与储备的埃博拉疫苗在第一时间被投入使用，在扑灭疫情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GAVI之所以能相对容易地凝聚起各方共识，除了目标集中、机制有效之外，还与去政治化的运作方式不无关联。GAVI决定援助对象与相关条件的最主要指标就是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旦国家在过去三年中的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630美元，就无法继续获得援助；而符合资格的受援国，在越过低收入国家门槛（人均国民收入1025美元）之后，也需要逐年增加出资的额度，直至完全实现自立。
这些成功经验使得GAVI获得了各方的广泛认可。在一些国家放弃国际责任、甚至叫嚣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噪音中，本次筹资大会得以成功召开实属不易，为未来全球卫生领域内的治理合作投下了一缕亮光。
中国顺利“毕业”，开始发挥更积极作用
中国与GAVI的合作关系始于2002年，卫生部、省级政府与GAVI合作出资，为西部及其他贫困省份的儿童提供乙肝疫苗接种。这一项目使得合作地区儿童出生后第一针乙肝疫苗的接种率从64%提高至90%，帮助中国实现了5岁以下儿童乙肝病毒携带率降到1%以下的目标。
2015年，中国与GAVI的关系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从受援国成功转型为资助方——在当年德国主办的筹资会议上，中国第一次承诺向GAVI提供500万美元的捐款。今年中国则延续并扩大了捐赠承诺，李克强总理在出席疫苗峰会的视频讲话中表示，为了支持GAVI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继续发挥作用，中国将提供2000万美元的资助。这一数额虽然与传统发达国家捐资方相比尚有差距，但在新兴国家中居于首位。
捐款并不是中国做贡献的唯一方式。2017年，中国海尔生物医疗开始为GAVI提供太阳能疫苗冰箱，成为其冷链建设的重要合作方；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也是GAVI乙脑疫苗的重要供应方。此外，厦门万泰沧海生物技术公司、沃森生物技术公司在本次会议上也承诺将以可支付价格向其提供HPV疫苗。
目前，中国的疫苗生产虽然实力雄厚，但主要用于满足国内需求，通过世卫组织预认证程序，从而有资格竞争国际市场的疫苗数量仍然十分有限，大大少于邻国印度。通过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安全性并激发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中国的医药企业不仅能够为本国人民提供健康保护，同样也有潜力成为全球卫生的积极贡献者。
着眼公平分配，机制仍需继续完善
新冠肺炎疫苗依然处于研发与临床试验阶段，但国际社会已经开始未雨绸缪地筹划未来的生产与分配机制，GAVI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是它备受瞩目的原因之一。
首先，尽管目前全球处于研发过程中的候选疫苗多达115种，但开发者多为小型生物技术公司，具备大规模生产能力的企业并不多。GAVI将投资帮助企业搭建生产线，提高生产能力，并借鉴埃博拉疫苗的经验，为一些候选疫苗提供市场担保。其次，由于病毒传播广泛，各国疫苗需求可观，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具备与发达国家在市场上竞价的能力，如何公平获取疫苗也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GAVI帮助低收入国家采购疫苗的机制是目前为数不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该问题的国际安排。
要实现新冠肺炎疫苗作为公共产品向全球供给的愿景，除了开发出安全有效的疫苗之外，还需要各方协力，解决大规模生产、安全与及时交付、价格控制等一系列具体挑战。GAVI在这一领域内已经进行了一些有益尝试，但要在新冠肺炎疫苗问题上实现有效治理，它至少还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GAVI合作企业的数量依然比较有限，而且过去曾经出现过药企巨头为了谋求新兴市场中更高的利润而违反预购协议的情况，新冠肺炎疫苗可观的市场前景将进一步放大这一矛盾。因而，GAVI未来是否能够真正拥有充足的可分配疫苗依然是个未知数。
其次，GAVI援助政策中经济水平这一准绳解决的是“谁可以获得”，但没有回答“谁先谁后”、“何时获得”的问题。对急于通过疫苗这一最终手段阻断疫情、恢复经济的国家而言，时间不仅是生命，还意味着巨大的现实收益。因而，要在全球层面上根据免疫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来制定并落实免疫与接种战略，除了科学的规划之外，国家的政治决心与彼此之间的理解和团结同样不可或缺。
应该说，GAVI这一合作框架的最大贡献是搭建了企业私利与全球健康公益之间的融通桥梁，从而部分解决了疫苗供给与交付中的问题，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治理角色起到了补充性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技术性解决方案要发挥作用，依然需要团结协作的国际政治氛围与有效约束各方的治理框架——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走过20年历程的GAVI仅仅是全球卫生治理变革的开端而非最终的答案。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