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郑永年:疫情后全球产业链将调整,但这不是所谓“去中国化”【微发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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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郑永年:疫情后全球产业链将调整,但这不是所谓“去中国化”

   日期:2020-05-16 15:27:41     浏览:8    评论:0    
核心提示:新冠疫情给中国和世界的方方面面带来深刻影响。国际秩序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全球化未来往何处去?疫情后去中国化可能吗?中国应
 

新冠疫情给中国和世界的方方面面带来深刻影响。国际秩序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全球化未来往何处去?疫情后“去中国化”可能吗?中国应该怎样应对?近日,南都对话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对上述问题作出剖析。

郑永年

郑永年认为,目前很多欧美国家在反思全球化到底为自己带来了什么,但全球化不会停止,更有可能会换一种方式。在郑永年看来,“有限的全球化”可能是一种解决方案。受疫情影响各国想重掌经济主权,部分国家可能将部分产业链迁出中国,这对中国影响较大,但同时也为中国产业升级提供机遇。

“但医疗、教育、公共住房这三座‘大山’不解决,中国的消费水平难以提高。”郑永年指出,在这三个领域加强制度建设和制度保障,使老百姓更有获得感,才能提高消费水平、拉动内需,他将此称作“软基建”。

谈世界格局:疫情考验治理水平,国际秩序面临危机

南都:从你的观察来看,新冠疫情暴发至今给各国带来了哪些考验?

郑永年:新冠病毒显然是百年不遇的,其影响远远超过2003年的非典。它对每一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带来很大影响,也对国际秩序,尤其是中美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从目前来看,新冠疫情造成了三种危机。

第一种是病毒本身对生命的威胁,给很多国家造成人道主义危机。

第二种是对社会带来的危机,尤其是对社会底层人民带来的危机。其实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牺牲最大的都是普通民众。有人说病毒面前“有钱没钱人人平等”,但其实不平等,对比来说还是社会底层人民受到的影响更大。现在全球都出现大批中小微企业倒闭,一些企业外贸订单没有了、面临倒闭,农民工面临着失业。

第三种是对经济带来的危机。现在很多产业几乎没有了,尤其是服务业。经济是社会的血液,如果停止流动就会带来更大的危机。美国放开经济,批评的声音很多,但是要理解如果经济持续不开放将面临更大的危机。中国疫情控制以后,也赶紧掉头去复工复产。

综合起来,这些危机考验的是一个国家的治理制度。

南都: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治理体系,怎样看各国的表现?

郑永年: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模式。一种是中国模式,举国抗疫,疫情很快被有效控制住了。另一种是欧美模式,完全的自由主义,比如瑞典就是一个极端。第三种是德国模式,居于前两种之间,社会和市场比较平衡。

这次疫情检验了各国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短板,非常值得研究。

南都:全球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今叠加疫情带来的三种危机,是否给世界格局带来了一些变化?

郑永年:世界的格局已经在改变了。从历史上看,瘟疫流行和国际冲突,与世界秩序变化是有关系的。1918年西班牙流感带来社会恐慌,与1930年代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是有关系的,乃至后来导向了二战。今天的情况,我个人判断比较悲观,就是国际秩序已趋于解体。

疫情当前,正是需要国际合作的时候,但是国际合作还存在吗?G20召开了特别峰会,但还缺少实质性举措。每一个国家还是以自己的利益为重,回去印钞票。联合国是维系国际秩序的一个制度设计,但这次疫情中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这次疫情中,世界卫生组织发挥的作用也低于人们的期待。所以,国际秩序也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南都:有观点认为,国际秩序趋于解体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在衰落?

郑永年:我认为,美国是在“相对衰落”,不像二战以后那么风光了。但衰落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从各个指标来看美国还是最强大的。比如它的军事力量还是最强,人均GDP还是很高,美元还是很强势。目前,世界上还找不出一个能够替代美国的国家,在替代力量出现之前,美国仍在世界上居于统治地位。

美国的衰落,体现在它的世界领导力的衰落。这次疫情中,欧洲、亚洲哪一个国家去求助美国?这是100多年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但我们不要忘记,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危机过后,美国的硬实力又有所上升,这是非常矛盾的现象。比如,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搞单边主义,当时法国德国都不满意,都不听美国的;但9·11后美国的硬实力还是在增加。这次新冠疫情也一样,美国的软实力下降,但硬实力还是在增加。所以我们要以非常清醒的头脑去分析,美国衰落在哪些地方,上升在哪些地方。

另外要注意的是,美国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是两码事。美国衰落不见得中国就一定会崛起,中国也有可能会裹足不前。举个例子,到今天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依然达到30%以上,其中大部分是欧美市场,所以即使国内有条件复工复产,但欧美的订单没有了,实际上还是没办法复产。

所以我们要理性地看待中国和欧美的关系,欧美在某些方面下沉,并不必然使我们上升,也有可能把我们拉得更低,在这一点上要保持非常清醒的认识。

谈全球产业链布局调整:不会“去中国化”,中国应做好技术升级

南都:把中国“拉低”,比如产业链调整、所谓的“去中国化”吗?

郑永年:欧美国家对产业链调整是肯定的,但我不认为就是“去中国化”。比如欧洲还是看重中国的市场,只要中国是开放的,他们就不会“去中国化”。

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体,欧美国家有非常成熟的医疗卫生体系。但这次疫情中为什么这么惨呢?因为他们不生产医疗物资,他们把医疗物资的产业链转移到其他国家,尤其是对中国依赖程度非常高。

这次疫情预警后,德国就计划把口罩生产线迁回本国去,美国也是要作出这样的调整,把医疗卫生这些与老百姓生命攸关的产业迁回去,或者分散一些,减轻对中国的依赖度。可能接下来,日本、欧洲也会这样做。这样一来,即使不是去中国化,对中国的影响也很大。

南都:全球产业链分工是很久时间内形成的,这时各国想要“重掌经济主权”,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

郑永年:全球化很早就开始了,但1980年代前后的全球化存在不同。1980年代之前,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我们买“日本制造”、“德国制造”、“美国制造”,这些国家制造的是整装产品。1980年代以后,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但一个产品的零件可能是由几十个上百个国家生产的,然后中国来组装。

现在欧美都在反思:在1980年代以来那种无限制的超级全球化中,我个人得到什么?个人没得到什么,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财富分化越来越大。社会得到什么?欧美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小。国家得到什么?国家税收少了,相应的就业岗位也减少了。

中国和美国在全球化中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巨量财富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另一方面,中国也付出了整整一代劳动力成本,付出了土地和环保方面的代价。所以大家说,要改变全球化的方式,需要调整。

但现在全球性的产业链已经形成,我不认为西方通过行政权力能把产业链全部搬回去。只要资本还在流动,全球化就不会停止,大家都在寻找更有效的解决化方式。所以我就提出一个“有限全球化”的解决方案。

就是各国重新拿回一点经济主权,生产线安排得更有利于老百姓生命安全。在公共卫生、人道主义领域的国际合作还是要有的,即便是冷战中的美苏,当时也有医疗公共卫生方面的合作。

当然我不认为中美会完全脱钩。只要中国自身是开放的,只要美国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两个国家还是不会完全脱钩,但贸易依存度会降低。

南都:在这种“有限的全球化”中,中国怎样应对这种变化?对中国来说其中是否会存在机遇?

郑永年:要看到,这对中国是危机,也是机会。中国现在是世界上产业链最完整的国家,但弱点在于我们的整装产品太少。西方撤走了,中国的企业马上会补上。另外西方不会放弃中国市场,只要中国保持开放,西方企业未必会搬。

因此,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怎样做好技术升级,怎样拥有更多的原创技术,怎样生产更多的高附加值产品。中国下一步可能会变成内需社会,内需社会要注意反垄断,强化企业竞争能力。企业一垄断就会减少创新,它不需要再通过竞争来获利。

谈“软基建”:中国内需不足、关键是要解决医疗、教育、住房“三座大山”

南都:您一直很关心社会底层的问题,疫情冲击之下,有什么办法帮他们渡过难关?

郑永年:疫情之下如何帮助民众,有的国家直接发现金,有的国家是发消费券。这其中有很大的区别。

消费券对GDP的刺激会比较明显,因为使用消费券有截止期,就会产生交易,就会产生GDP。而发现金,有的老百姓会选择存银行,就不会产生GDP。

这背后要搞清楚的是,要先救经济还是先救社会?我主张先救社会,给老百姓发现金,哪怕他不用,存进银行,老百姓心里会有安全感。

因此,我更提倡搞“软基建”: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他们有了钱自然就会去消费。目前,中国人面临的医疗、教育、公共住房这“三座大山”不搬掉,消费水平很难提高。

南都你说的“软基建具体是指什么?

郑永年就是解决现存的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问题,建立医疗、教育、公共住房、养老等相关的社会制度体系。

“软基建”做好了,中产阶层就会扩大。如何让中产阶层不会因为买房、生孩子变成“房奴”“孩奴”,生了大病不会倾家荡产,以及如何应付“未富先老”的问题?这些都需要一套社会制度来保障。这也是基建的一部分,因为这需要建设大量医院、养老院,背后都是庞大的产业。城市升级、老城区改造等也是“软基建”一部分。

中产阶层得到社会制度保障、更有安全感,就会有更多的消费意愿。中国的消费社会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脱贫,现在精准扶贫取得了一定成效,后面还有相对贫困的问题;另一个是就是中产阶层。所以,“软基建”是中国走向2035、2050的必经之路。十八大后,环保、精准扶贫这些都花大力气做成了,就很好。下一步就应该做“软基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南都:基建相比,“软基建”似乎是一个复杂的“大工程”,在当前GDP目标仍受到重视的情况下,如何推行“软基建”有驱动力?

郑永年:我不是否定新基建,新基建的内容很重要,但现在很多人对新基建的认识仍是GDP思路,缺少社会建设的概念。但新基建的很多内容,放在“软基建”的框架内会更有效。不要把社会制度建设和经济增长对立起来,其实“软基建”最能产生GDP。比如城市升级、老城区改造,一样需要钢筋水泥,一样能产生GDP。

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过去了,中等偏上收入人群占总人口不到30%;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后不到30年内,中产阶层达到60%多。中国内需不足的原因是中产阶层太小,这背后与缺少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制度保障有一定关系。

美国政客为了选举需要,追求4年、2年的短期目标。中国共产党更可以有长远的做法。以前说经济新常态之前,环保、精准扶贫这种“大工程”见效慢、做不了,但十八大后都做成了;所以现在“软基建”不是做不了,还是一个转变思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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