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虞凯伊是上海京剧院的工作人员。过去四年时间，他义务修复了一万四千多张老照片，扫描、修复、整理，每天如此。他将这些图片不加水印地分享到网络上，获得了一批年轻的拥趸，也受到争议。通常，他伏案修图，在办公室里端坐到深夜，那是一份劳神耗时的工作。照片看得多了，现在只需要看底片里小小人影的身形、动作、气韵，就能认出是哪位先生。
文|张楠茜 图|上海京剧院
编辑|龚龙飞
（正在修照片的虞凯伊。受访者供图）
库房里林立着一排排高大的密集柜，抽湿机嗡嗡地运转。虞凯伊走进狭窄的通道，打开柜子，熟悉的旧照片霉纸味扑面而来。他戴着塑胶手套，小心翼翼地把照片和袋子分离开，取出一张张拍摄于他出生前五六十年的黑白京剧老照片。
资料修复与整理的工作刻不容缓。四年前，虞凯伊从兴趣出发做这件事情，现在却越来越感觉到紧迫感：一张幸存老照片上的折痕和划伤，可能有几十年的历史跨度。随着时间流逝，不仅是照片上的人影图像在逐渐黯淡斑驳下去，拍照的人带着亲历的历史记忆，也一个个逝去了。他说自己像是在和时间赛跑。
2020年2月开始，抱着试水的想法，虞凯伊把这些照片和一百多部京剧老录像，陆续上传到网络，不加水印，公开分享。没想到，他所在的上海京剧院因此收获了一大批粉丝，其中不乏“00后”。
见证京剧辉煌余光的底片，在社交网络上复苏，历史的影像再度被年轻人看到，转发以及议论。
以下是虞凯伊的口述：
（上世纪四十年代，小王桂卿《雅观楼》后台扮戏。图源：上海京剧院微博。）
“遗憾我没早点开始”
这份工作说起来很好听，叫照片修复，其实非常枯燥。打开PS，一点点划掉或者补偿图片的缺陷，一笔一划累积，才能有比较精致的照片呈现。
我们的京剧演员每天都要练习，才能够有精彩的演出，越来越觉得我修照片，也是有仪式感的工作。
取照片之前，因为不能留下指纹，我会戴上塑胶手套，一张张拿出来。有的照片放太久，已经和封套的纸袋粘合在一起了，还有的已经发霉了。第一步会先清洗一下，要用矿物质含量少的纯净水，要洗得慢，有耐心，不要留下水的痕迹。
然后放到扫描仪上扫描，扫完再用纯黑色避光避潮的底片袋装上。
在电脑上修复扫描片时，我会修掉水渍、白斑、出现在脸部的浅刮伤或者折痕。有些斑痕在背景上，就保留着，可以凸显年代感。
（梅兰芳（1894—1961），梅先生1935年为访苏拍摄的剧照，《打渔杀家》饰萧桂英，图源：上海京剧院微博。
修照片是一个抢救的工作，能做多少做多少。有一些斑痕没法救，比如小白点出现在色块上还可以修掉，但如果出现在轮廓线或者五官上，就没办法了，因为我的原则是，不能为了修复照片就破坏它本来的样子。还有一些纸质的照片，由于时间久远，影像会被磨掉或者天然变色消失，这些都没有办法救。
我们有一张谭鑫培（1847—1917）和王瑶卿（1881—1954）的《汾河湾》的剧照。第一次看到原照的实物，但是因为年代久远，谭鑫培的脸已经被磨没了，非常可惜。
我修复一张照片一般花10到20分钟，看到霉斑最头痛。马连良（1901—1966）先生曾经有一张大头贴一样的原照，上面有折痕和灰尘，这些东西肉眼都看不到，扫描出来非常脏，只能一点点修，那张照片我修了4个多小时。
（马连良·四十八我。受访者供图）
对于老照片，只有进行电子化来保存它们，就算控制湿度和温度保存，实物还是会慢慢消失。
1953年，程砚秋(1904—1958)先生带着他的剧团到上海天蟾舞台来演出，留下了《锁麟囊》的剧照。那时候，程砚秋先生年龄大了，演出相对减少，《锁麟囊》这出经典戏的照片更是非常少。我们留存的这一批实况照片有30多张，把这个戏从头到尾都拍了。这一套照片比较小，扫描、加精度、修复，花了挺长时间。
（1953年程砚秋先生在上海天蟾舞台演出《锁麟囊》的剧照。图源上海京剧院微博。）
有博物馆的朋友跟我提过，照片如果修得非常精美，是不是在破坏它？我的观点是，修好照片的同时，我也在做好老底片的保护，大家也可以对底片再去做新的修复方案。
除了修照片，也会修复一些视频录像，大多数是80年代的。修复录像相对简单，把它转成 MP4，只是比较费时，因为是1:1的转，要整个过一遍。
把这些照片、视频转化成电子文件以后，最需要花时间的事情，是去求证信息。因为大多数资料没有记录好基本信息，尤其是经历过文革、搬家等等，有很大程度的损伤。
我经常是要辗转多处信源，才能核实到一张照片的准确信息。有时候会去找亲历的老先生回忆，有时候是和收藏家交换信息，像是在做情报收集工作。
（《红梅阁》李玉茹，1960年2月14日于天蟾舞台上演。图源：上海京剧院微博。）
曾经有一张周信芳（1895—1975）和盖叫天(1888—1971)的同台照片，信息核实过程很曲折。周信芳是南派京剧的代表人物，盖叫天有“江南活武松”的称号，两派竞争激烈，很少同台合作。建国后只有俩人在一起聊天的生活照，没有舞台照片。
我们有一张两人在建国前同台合作的照片，演出环境很奇怪，不在剧场里，大家都站得很拥挤地看戏，但没有任何文字说明的信息。我一直苦于在想这张照片背后到底是什么故事。有一天在网上查别人的信息的时候，突然看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滩一个公子哥的日记里的一句话，说他今天去看了一场义务戏，《大溪皇庄》，是麒派的周信芳和盖老板合作的，这一下子就对上了。
（《溪皇庄》周信芳饰褚彪，盖叫天饰尹亮。受访者供图）
原来这是一场义务戏，京剧的义务戏就跟现在的明星去组织公益演唱一样，不一定是在剧场里演，有时候是在人家的家里演。后来我又在另外一个资料上看到记载，说这个公子哥当天去看了这出戏，侧面证实了真实性。
修照片和整理资料，也会有紧迫感，遗憾我没早点开始。如果早个10年，还有一代年纪更大的老先生，他们对历史了解更清楚，甚至是亲历者，给出的信息会更准确一些。
曾经有一张1955年华东戏曲京剧团100来号人的大合照。我刚找到照片的时候，只有一个顶上的标题，时间、单位，但是没有标记人物名字。我找到一位当年照片里，现在还在世的老师。他当时是最年轻的人，一位武生演员，现在90多岁，认出了大概70%~80%的人，照片里的人大多过世了，还有一些人是谁就不得而知了。
（1955年1月，华东戏曲研究院京剧实验剧团全体同志合影。受访者供图）
“就该分享”
修复和整理资料的工作，我一直在做。疫情期间剧院没有现场演出，宣传的平台空出来了。我做了这么几年，一直在想，既然做了修复，最后的价值就是要给大家看到。
今年2月，我们（上海京剧院）开始在b站和微博、抖音上传了很多以前珍贵的京剧演出视频，也把以前我修复的老照片无水印放上网，得到了网友的很多支持。2月16号至今，微博粉丝从三万多涨到十万多，粉丝也从江浙沪辐射到了全国。
有人会说，我们没有打码，会不会导致版权流失？这些艺术品，本身就是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就该分享。实际一点说，就算你打个水印，人家还是可以涂掉裁掉再拿去用，这样其实是对这些照片的亵渎，会破坏它的美感。
（虞凯伊的工作照。受访者供图）
五年前我进入上海京剧院工作，本身读的是政治学，但是从小在京剧院长大，一直泡在京剧里，和我爸一样是“老黄牛”，都很热爱京剧。
（虞凯伊小时候与父亲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上海京剧院的一个新编戏剧，我小时候看了起码二十遍，那时候作文写得好，还叫嚣着要写新的版本，这个豪言壮语到现在都还是长辈口中的笑谈。
我爸最早是在上海京剧院演老生的，后来转行政岗位，负责策划、管理演出。在我小时候，上海京剧院有个“京剧万里行”，剧团会去到全国各地演出，爸爸带着剧团出差，负责大家的食宿行等等，寒暑假也带着我一起去。
（1996年冬，上海京剧院赴京演出《狸猫换太子》与父亲在招待所。受访者供图）
那个时候的巡演比现在苦多了，演员一百来号人出去，北京、南京去得多，也去过陕北、东北，有时候招待所住不下，还要睡在剧场里。
小时候我喜欢看武戏。平时一起玩的哥哥姐姐，在后台跟你说着话还是正常的状态，化上妆就认不出了，上台拿枪拿棒，打起来了。
那时候不懂事，看戏是看个热闹。我爱看剧情曲折的《狸猫换太子》，也爱看《盘丝洞》，里面有孙悟空，后来稍微大了，开始读书，看周信芳先生的代表作也多，比小时候更懂一些艺术唱腔和不同的艺术风格。
周信芳先生是京剧大师，“麒派”创始人，也是上海京剧院的老院长。他是国内最早一批接触京剧和话剧的人物，（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就非常先锋。三十年代创造了一个连台本戏《封神榜》，当时像放电视剧一样，能够做到每天一集，场场爆满。
我们有一套周信芳全集的丛书，一共24册，我是最后两册的主编。最开始修照片会比较随性，通过编这套书，修复照片也做得更系统了。
（周信芳全集·图片卷 1。受访者供图）
（周信芳全集·图片卷 2。受访者供图）
这两年经手周信芳先生大概有三四千张照片，现在拿到一个底片，从负片上看轮廓、习惯性动作，就能认出是不是他。修过的最老的照片，是周信芳先生家庭相簿里的照片，是他十几岁的时候，一张纸质的照片。
到这一个阶段，我又重新看了一遍他的传记，结合他的文论和日记，又去找照片的线索信息，对他的为人理解更深入了。一开始是看戏，后来回归到人。
（比如说）“七七事变”当天，周信芳先生看到新闻报道，愤怒地拍案而起，说不能再为了票房去演娱乐大众的曲子，然后就开始演《明末遗恨》、《文天祥》。他从戏里传达的力量——“亡国的人，就没有自由了”，非常能号召起大家内心的抗日情结。
（上世纪三十年代，《明末遗恨》演出后台的周信芳。图源上海京剧院微博。）
他演过很多底层社会的人物，他的麒派艺术也是注重现实主义、表达真情实感的。抗日战争时期，梅（兰芳）先生蓄须明志，但是周先生一直在舞台上演出，演的是日伪政府忌讳的事。
艺术不光是美的，也是扎根现实、开发民智的。那时候上到王公贵族、下到上海滩的黄包车夫，都会哼两句他的戏。
（《义责王魁》周信芳，1959年。图源上海京剧院微博。）
“京剧是特别脆弱的艺术”
网上有很多戏迷都是孩子，疫情推迟了他们的开学时间，我把视频上传网络，众人拾柴火焰高，他们还帮我配字幕。我蛮惊讶的，听到有孩子说，“我是一个05后的老戏迷了”。有个小朋友说，他要写上海京剧院新媒体运营的论文，大家帮忙转发。有“00后”戏迷自己搬运喜欢的视频到网络，更接近于京剧的本体，门道反而看得更深一点。
我们（上海京剧院）上传的视频和照片很珍贵，市面上不常见，而一般的收藏家不太可能拿出来分享。因为获得途径并不容易，圈子里固有的思维也是藏着掖着，孔夫子网上有很多卖这种收藏的照片，一般都是有市无价的状态。
资料发到网上之后，也收到一些私信。不光是我们当地的老先生，还有外地名角的学生，说我的老师不会用电脑，但是他想把他当年演出的照片发给你们，可以讲讲故事。老人是非常迫切想要保留这些资料，因为如果后人完全不感兴趣，这就是一堆垃圾。
以往的院团都会担心，把视频和照片放到网上之后，大家就不来剧场看戏了。其实不会，因为舞台艺术一定是去现场的感受最强烈，大家先在网上看，可以直接跳到最精华的部分，看了被吸引，就会想去看全剧，再就会想去现场去感受。
疫情期间，全国的院团都在做直播，我们也在楼下的剧场正正经经搞了一场演出。主持人就相当于是主播，是比较灵活的演员，还让他看到弹幕，这样就有交互感，人气就上去了。直播当天，b站粉丝增加了1000多，在线观看人数最高是42000人。
（上海京剧院的b站账号页面，有老视频也有直播，上面有很多戏迷的弹幕。图截自网络）
我们院长也说，这是第一次发现网络直播这个非常好的战场。因为以前我们一年的演出大概有270多场，一直在剧场密集排练和演出，宣传就通过微信公众号、海报、新闻发布会等，但是剧场的容纳量就这么大。比如说大剧场800到900人，小剧场300到400人，就算是在用心经营，也不一定卖得好，更多是看演员个人的号召力。这次因为疫情原因，大家停下来，看戏的人反而多了。
京剧是特别脆弱的艺术，很容易死去。中国的戏曲种类非常多，但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大多数京剧演员靠这个东西是无法糊口的，很少有人愿意去继承。这也是口传心授的艺术，比如我们剧院有90多岁的武生演员，还在给96年的小孩说戏。
从观众层面来说，这是需要人平心静气去观赏的艺术，现在的生活节奏快，很少有人能够真正体会到它的美感。一是缺少机会，二是缺少冲动，人们很难像去看个新的电影大片那样，花100块钱去买张票看戏。
（2018年大年初四由李军、史依弘等实力派名家主演的《四郎探母》在上海京剧院上演。图源上海京剧院微博。）
在剧团里，更多的人永远是龙套，永远都出不来。但是他们从小到大就这么学过来的，除了看天赋，还要看机会。有的时候别人唱主角，你就一辈子不是主角。
唱戏的人是跟这个社会是完全脱节的，你让他去干别的，去办公室里坐着不让他动，让他用word，用office软件，让他发邮件，不适应他整个人生的成长。他们的生活就是每天在练功房里喊嗓子，打把子。
前段时间，有个拍纪录片的朋友和我聊天，他在跟拍一个在街上卖艺的京剧演员。很多唱戏的人就是卖力气，剧团的待遇也没有那么高，演员要买房生活，实现很难。他们会去参加（比如说）婚宴，公司的年会等等，喷火、变脸、杂耍，每天要赶几个场，跟天桥卖艺的一样，在马路边上吐火，人家稀稀拉拉地看，看了也不知道你在干嘛。
艺术和生存要这么相处（很难），但这个行业里有太多人还在坚持。有人在舞台上坚持，有人在乐队里坚持，有人在舞美服装里坚持，我修照片也是一种坚持。总有人在坚持，我觉得是这个艺术对我触动比较大的（地方）。
（2019年3月，由傅希如主演的《野猪林》在周信芳戏剧空间上演。图源：上海京剧院微博）
现在做照片与录像的修复、资料整理，像是在赤着脚跟时间赛跑。如果以后能成立一个规范化的系统，更多人都可以参与进来，这件事情才会越做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