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已经有四个团队的新冠疫苗获准临床试验，其中就包括科兴控股旗下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制的疫苗“克尔来福”。
尹卫东在实验室展示新冠病毒模型并介绍新冠灭活疫苗原理。受访者供图
已经有700多名志愿者注射了科兴疫苗
新京报：目前有多少志愿者接种了灭活疫苗？
尹卫东：我们的一、二期临床研究于4月16日在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正式启动。其中，一期临床144名志愿者，二期临床600名志愿者。研究者每天都会有报告，观察志愿者是否有不良反应。目前没有接到严重不良反应报告，表明疫苗安全性良好。当然，这个研究是很严谨的事，还要进行双盲实验，还要揭盲，结果也要向国家药监局报告。
新京报：最近，你们科研团队在《科学》杂志发表了论文，可以大致介绍一下你们的成果吗？
尹卫东：这篇论文介绍了我们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临床前研究。就是我们在恒河猴身上进行了试验，这是最接近人类的一种实验动物。我们发现，接种疫苗的恒河猴在受到高浓度新冠病毒攻击的时候，病毒载量明显下降，七天后就找不到病毒了，这说明这些被感染的恒河猴得到了疫苗的保护。这是令人鼓舞和振奋的成果，我的很多国外的朋友都打来电话，国际媒体也在频繁报道这个结果。
北京开辟产业基地，7月份试生产
新京报：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用上新冠疫苗？
尹卫东：这个问题是世界各地都非常关注的，我没有办法用具体的一个时间来回答你，但我可以给你大概做一个推论。常规状态下的疫苗研究，一期、二期、三期依次开展，特别是三期临床需要看对照组和和疫苗组在一个流行周期内发病率的变化，这可能需要一年甚至两年、三年的时间。
但是新冠病毒不一样，我们从1月份发现这个病毒，到现在5月份已经进入二期临床研究了，这个速度非常快。同时，我们也不是一个团队、一个企业在做。中国灭活疫苗已经有两三家企业进入临床阶段，可以提供很多数据给药品监管机构和政府来评价疫苗的安全和有效。只要这个数据政府和监管机构认为可以，其实就可以上市。
新京报：除了进行疫苗研发外，我们还在做哪些工作推动疫苗上市？
尹卫东：政府和药监部门在不断评估每一步的研究结果，会根据研究结果和风险评估，批准这个疫苗的上市或者是紧急使用。目前，从世界卫生组织到我们国家的联防联控，都在密切跟踪疫苗研制每一天的结果。我想如果能早一天应用，在保障安全和有效的前提下，就一定会早一天提供给我们。
疫苗研制是一个整体行动，北京市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战略布局，专门在大兴医药园给我们开辟出一个将近7万平方米的产业化基地，生产车间正在24小时建设，我们预计在7月份就可以投入试生产。
5月10日，尹卫东参加中国品牌日北京分会场活动。受访者供图
目前病毒变异没有影响疫苗有效性
新京报：新冠病毒的变异是否给疫苗研发带来一些难度？
尹卫东：这是一个很科学的问题，新冠病毒确实在变异，但其实每一个病毒的基因序列都是不一样的，核酸序列上是有变化的，就像我们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
我们科兴中维在做研究的时候，最开始用的是从被感染的国人身上提取的毒株，有武汉、北京、浙江等地的毒株。我们做了分析，这些毒株虽然在核酸序列上有变化，但是这个病毒本身并没变，还是那个病毒。疫苗产生的抗体，还能中和这个病毒。
随着疫情的传播，我们又从来自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患者身上分离了十几株病毒。我们做了比对研究，从六个不同时期、不同国家输入病例提取的病毒毒株，都能够被我们疫苗免疫的血清中和。
虽然全球不同新冠毒株在核酸序列上有差异，但从结果上看，我们的疫苗是能起到保护作用的。当然，我们也要密切监控新冠病毒的变异趋势，随时进行研究和调整。
目标不是与国际竞争，而是与病毒赛跑
新京报：目前新冠疫苗的全球研究进展如何？
尹卫东：我们国家的新冠疫苗研发布局了5条技术路线。现在全球至少有8个新冠疫苗进入临床研究阶段，中国就有4个。
只要有新技术能用，我们一定用，条条大路通罗马。科兴已经在做一些其他路径的疫苗研究，但是现在灭活疫苗是效果最好、进度最快的。
新京报：从全世界来看，我国的疫苗研究目前处于什么位置？
尹卫东：这是一场战役，是全人类和病毒的战役。到目前为止疫苗还没有用上，我们并没有比病毒跑得更快。病毒已经感染了三四百万人，最发达的美国都有超过100万病例。
所以我们的目标不是争第一，不是取得优势，不是研发出一支疫苗。我们的目标是控制疫情。这也是我们中国在联防联控上扮演的重要角色。接下来，我们要广泛地开展国际合作，把我们疫苗应用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只要对方国家允许或者是批准。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推动，我们中国政府也在推动，我们会迅速地在更多的疫情流行国去研究和应用疫苗，这样使中国的疫苗能够对国际疫情防控发挥作用。早晚有一天，疫苗接种的速度会超过病毒感染的速度，那人类就健康了，就不用每天戴口罩了。
5月10日，尹卫东参加中国品牌日北京分会场活动。受访者供图
SARS疫苗完成一期临床后就终止研发
新京报：新冠疫苗和当年SARS疫苗研发有什么不同？
尹卫东：新冠与SARS防控的差异可以说是天壤之别，SARS出现之后，我们迅速地把它扑灭掉，使它变成了一个地区性疫情，然后进行疫苗的研发。因为疫情控制住了，SARS疫苗完成一期临床后就终止了疫苗研发。但是新冠不一样，新冠疫情在国内得到了非常有效的控制，可是世界各地又不断地发现疫情，而且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暴发。这个时候社会和公众对于疫苗的期许就变得非常大。
新京报：相比于17年前，我国疫苗研发有哪些进步？
尹卫东：无论是从科学手段上，比如在基因、分子生物学等生物相关的技术，还是在疫苗产业平台上，我们目前和17年前相比已经不是一个数量级，是指数级的变化。
还有就是我们疫苗的产业水平，现在我们已经有多个品种在全球注册，特别是我们科兴的甲肝疫苗，已经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我们现在已经在30多个国家注册，在1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实现了疫苗出口，也就是说我们的产业平台已经跟世界水平同步。
新京报记者 李玉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