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涉及的双方均为未成年人，此案的一些疑点引发网络讨论——小婷是否被强奸碎尸?杨某某的作案动机,以及对杨某某的处置措施等等。
警情在通报中提及“小婷可能已被侵害”，4月20日，郎溪县公安局政工室副主任王哲俊向新京报记者回应，“侵害有多种形式，并不单指对女性受害人的强奸。具体的侵害形式，目前正在调查中。”他同时称，不存在碎尸情节，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固定证据链。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杨某某为小婷的堂兄。一位村民告诉新京报记者，案发后，嫌疑人看上去“很平静”，“别人问他，你小妹找到了吗？他回答，没找到，一点线索也没有。”
郎溪县公安局。新京报记者黄启鹏摄
寻人：警犬曾进村协助搜救
4月19日，郎溪县梅村，小婷的家大门和窗户紧闭。
根据通报，五天前，郎溪县公安局接到报警称，小婷疑似走丢，通过走访调查、分析研判、轨迹追踪等，先后排除了小婷离家出走、被他人接收、被拐卖的可能性。经分析，小婷可能已被侵害。
根据网络中流传的寻人信息，小婷最后一次出现在监控中，扎着马尾辫，穿着一件浅蓝色夹克，低头看向路边的小狗。随后，小婷拐入监控盲区，失去了踪迹。
一位梅村村民向新京报记者回忆，寻人那几天每天都有十几辆警车频繁出入村里，大量民警在小婷家驻点，警察沿着附近的村镇挨家挨户调查询问，警犬也进村协助搜救。
一位参与搜救的村民称，“当时，镇政府、村委会带领很多村民，在村子附近寻找。但是都没找到。”
“小婷失踪时，正在上网课，作业还摆在桌子上，基本排除了离家出走的可能。村里的道路窄小，都是熟人，陌生人出现很容易被看见，经过多方分析，最后也排除了人贩子拐卖的可能。”参与搜寻的村民告诉新京报记者。
与此同时，小婷所在的涛城镇中心小学师生也协助寻找。该校一名教师告诉新京报记者，小婷上四年级，成绩优异，积极向上。“出了事之后，连学校的后勤行政人员也出动了，地毯式搜寻。没有课的老师，都去荒山上分头寻找。”
4月18日郎溪警方通报，4月17日，嫌疑人杨某某被抓获。18日上午，根据杨某某供述，并经现场指认，警方在梅村一灌木丛中找到小婷的尸体。新京报记者从小婷的多位邻居处获悉，嫌疑人杨某某是小婷的堂兄。
发现尸体的灌木丛。 新京报记者王昱倩摄
作案：嫌疑人13岁，作案后“很平静”
嫌疑人杨某某的家与小婷家一墙之隔。4月19日，记者在现场看到，杨某某家大门上贴着郎溪县公安局涛城派出所的白色封条。屋外的厨房，锅里还有淘好的米，来不及收拾。晾衣杆上还挂着衣服，没拿进屋里。
梅村一位村民告诉新京报记者，案发后，村民们都在找人，他曾看到杨某某骑着电动车上街买东西。“看上去挺平静，别人问他，你小妹找到了吗？他回答，没找到，一点线索也没有。”
多位邻居告诉新京报记者，小婷和杨某某是堂兄妹，杨某某的父亲是小婷的大伯。小婷的奶奶共有三个儿子，分家后，他们盖的新楼前后相邻，在村里，装修算是豪华气派的。“出事后，除了三儿子在家，小婷和杨某某的父母鲜少回来。小婷的奶奶情绪崩溃，一直哭，被接到县城的亲戚家短住。”一名村民说。
遇害女童的家（左面白房子）与嫌疑人杨某某（右面黄房子）紧邻。新京报记者王昱倩摄
据多位村民回忆，案发前，没有见过两家的大人有过不和。“杨某某个头很高，比他爸爸都高，人很瘦，经常干农活。”
但和杨某某关系要好的朋友告诉新京报记者，“他和小婷有时也吵架。”对方称，杨某某脾气有点怪，有时候很暴躁，乱打人。
在梅村，大多数人以采茶为生。新京报记者探访抛尸地发现，尸体是在一处灌木丛中被发现，树枝交错，有废弃的铁锅被丢弃在此处。周围是一片种植茶叶的田埂，除了几间饲养虾子的房子，此地并无人居住。
尸体被警方找到后，一名曾在现场围观的村民向新京报记者回忆，当时，他看到，警方从灌木丛的铁锅后面拎出一个蛇皮袋子，装着尸体。
警方：碎尸情节系谣言
新京报记者多次联系杨某某和小婷的父母，电话均无人接听。小婷的父亲杨宏文（化名）是涛城镇的一名中国人寿保险推销员。
杨宏文一名同事李瑜（化名）告诉新京报记者，她见过小婷，长得活泼可爱。她表示，案发后这几天联系不上杨宏文，“他们家境不算太好，但杨宏文为人忠实，今年又找了一份兼职，就是想养家糊口。”
该案发酵后，有许多说法流传开来。4月20日，梅村的一名村支部委员回应新京报记者称，“强奸碎尸纯属谣言。一切以警方通报为准。”
新京报记者从郎溪县公安局政工室副主任王哲俊处获悉，不存在碎尸情节。“这是谣言，肯定没有。至于是否奸杀，目前我不掌握这个信息。”
对于警情通报中提及“小婷可能已被侵害”，王哲俊解释道，“侵害有多种形式，并不单指对女性受害人的强奸。‘侵害’是一种统称，具体的侵害形式，目前正在调查中，我还不掌握这个情况。”
关于杨某某的作案动机，王哲俊表示，“目前不掌握该情况。”
他称，案件目前在侦办的过程中，目前在做证据链的进一步固定等工作。考虑到涉未成年人案件的特殊性，警方也不便进一步透露破案过程。“现在案件还未办结。今后如有必要会发布警情通报，视情况而定。”
王哲俊透露，目前杨某某仍在郎溪警方的控制之中。之后作出何种处置，会依法依规。“印象里，我还没碰到过这类案件。”王哲俊说，我们侦办此案，是在上级公安机关的支持和指导下，“郎溪应该没有收容教育所或者工读学校。”
嫌疑人杨某某家大门紧闭，贴着封条。新京报记者王昱倩摄
争议刑责年龄
该案的发生，再次引发刑责年龄是否应当降低的讨论。2019年10月20日，大连一名13岁的男孩蔡某某将一名10岁女孩杀害，被收容教养三年。大连警方曾向新京报记者回应，这是法律框架内最严厉的措施。
一位村民对新京报记者陈述了担忧，“我们作为家长的，既害怕又担忧。首先是，孩子杀了人，却不负刑事责任，我们真的很害怕。另外，不判刑却受到保护，对我们自己的孩子影响不好，起了一个反面的作用。我也不敢告诉自己的孩子这件事，怕影响对他们的教育。”
也有村民称，这几天村子的人议论纷纷，“希望杨某某的父母能把孩子带离村子。”另一名女学生称，得知此事后，家人已经不让她单独出门。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青少年犯罪教研室主任皮艺军认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是首选，这取决于三个标准：一是生理标准，未成年人青春期是不是在提前；二是心理标准，未成年人对于事务认知能力是否在提高；三是社会标准，未成年人的社会经验是否早熟。此外，还取决于社会行动和法律效力的检测，即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可以阻止少年犯罪率。
“降到13岁，如果出现12岁的杀人犯呢？”皮艺军对新京报记者说，“最高法近日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已连续9年下降，不能以少数严重恶性案件来做出全局性判断。反过来说，恶性案件有可能提示我们少年犯罪的严重程度，引起全社会的警觉。类似这种的特大恶性案件，应该由专家作出评估，嫌疑人的家庭、教育、社会化，还有他自己的生理问题，是否出现了异常。”
皮艺军说，比如，有的孩子有很强的社会敌意，攻击性强，或者荷尔蒙分泌水平超标，评估之后，认为他们不适合放回社会，即使刑责年龄不够，也不应该再回归学校和家庭。
“其实，少年司法与成人司法的区别，就是这种柔性处理的原则，教育第一，惩罚第二，一切措施和处置都是有利于少年的发展的。即使把他关起来，也是有利于他发展的。”
但亦有学者持不同意见。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罗翔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理论上来看，对于故意杀人这种重罪，任何年龄阶段的人都应该承担刑事责任，至少可以将刑责年龄降低至十二周岁。
“之所以在刑法中规定刑责年龄，其理论依据在于，未达责任年龄的孩子缺乏是非对错的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但这种能力本来就是法律上的推定，这种推定严格来说需要司法统计学的数据支持，但据我所知，目前这种数据也比较少，那么我们根据经验事实，发生的这么几起恶性事件，14周岁以下的孩子缺乏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的推定就是可以被证伪的。”
罗翔还称，民法总则已经将原《民法通则》中的无民事行为能力年龄从10岁下调至8岁，这正是考虑了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刑法也不能固守法律的逻辑命题，而必须迎合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
记者王昱倩 实习生杜萌 编辑陈晓舒 校对张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