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本龙马诞辰184周年：作为年轻武士的坂本龙马

坂本龙马

1850年代的危机和紧张状态给日本各地的年轻武士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而观察它们对年轻的坂本龙马有何影响是非常适宜的。与在土佐的大部分同时代人一样，坂本对西方的威胁表现出强烈的愤慨。他的天性和所接受的教育使他在面对该威胁的代理人时，更容易采取直接反抗的方式，而不是去分析怎样才是最好的应对方法。他后来在剑术学校成立的组织则强化了这种与生俱来的偏好，即喜欢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坂本和剑术学校的同学们一样，喜欢以“勇”这一简单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藩国官员，因此当藩国官员由于担心陷国家于危险之中而犹豫不前时，坂本和朋友们便骂他们为懦弱无能之辈。外国问题逐渐揭露了国内长期积累的愤怒，而在土佐年轻人的脑海里，攘夷问题也逐渐和对统治阶级的憎恨联系在一起。鉴于许多年轻人受过忠君思想的教育，这类愤怒自然可以打着天皇的旗帜，将焦点集中在这位德高望重并凌驾于一切封建规章制度之上的天皇身上。土佐藩的乡士和庄屋对自己的封建上级心怀不满，他们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和偏见也不少，而这些都成为激励他们的因素。但是，我们将会看到，这些早期的愤怒大部分都蛰伏着，直到外国威胁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出现，才使破坏传统从属关系的行为变得正当起来。

坂本生于1835年，是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的大哥权平继承了家族。三个姐姐中，最小的姐姐乙女是一个既有魄力又有个性的女人，对坂本的许多行动都采取了鼓励的态度。坂本毫无保留地向姐姐袒露心扉，从那些动人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他对姐姐的感情有多深。姐姐的来信成为他最好的（有一段时期，也是他唯一的）行动指南。

坂本的家谱是德川时代土佐社会流动性的一个极佳例子。大约在16世纪中期，坂本家族的创始人太郎五郎为了逃避战乱，从当时战乱频仍的京都周围来到土佐。他在长冈郡的才谷村开荒种田，成了一名农民。1666年，他的曾孙搬到高知，开了一家名为“才谷屋”的商号，做起了生意。从此，当铺和1677年开的一家酒屋便成为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到了18世纪中期，坂本家族的家主便经常出任“年寄”这类低级的行政管理职位。1763年土佐藩公布法令，宣布凡是在幡多郡开垦荒地的人都可申请乡士的头衔，商人首次获得申请资格。八年之后的1771年，坂本家族的第七任家主将家主的位子让给了弟弟，自己重新成立了一个家族旁支，并成功申请了乡士头衔。

因此，坂本家族成为“商人转为乡士”的一个极佳例子。家族的长房继续经商，而长房和二房之间的相互收养关系也使得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流传下来的一些资料显示，这个家族非常富裕。乡士登记簿上记载，该家族的财产合161石8斗4升3勺大米。这在高知城内外的82名乡士中排名第三。这些乡士中只有六个家族的资产高于100石，平均资产只有50石。坂本家的田地分散于八个村庄，显然并不是由家族成员耕种。据说坂本早年曾被父亲派往幡多郡，因此我们猜测他在那里有田产，这样坂本家才有资格获得幡多郡颁发的乡士头衔。坂本家的大部分田产位于距离高知最近的土佐郡。不过，我们不清楚长冈郡原有的田产是否仍为长房所有。出于军事上的目的，坂本家族和一个以福冈为姓的家老家族领导的部队有联系，这使得他们之间有礼节上的往来。每年一月初，福冈返乡拜谒祖墓时总是会经过坂本家，并奉上一杯酒。值得注意的是，福冈还给继续经营“才谷屋”的坂本家的长房送鱼等礼物，因此坂本家族中经商的那一支可能和福冈有生意上的往来。不管怎么说，坂本家都不是贫苦的底层武士家庭。他们是成功搬到了城里并开始经商的农户，并在此过程中富裕起来，买到了统治阶层向他们打开的唯一一扇门的通行证。还有一件趣事值得一记。维新前夕，就在旧体制看起来岌岌可危时，坂本使用了“才谷”作为自己的别名，以此纪念先祖务农和经商的背景。

坂本是次子，因此家族的重任都落到了哥哥身上。哥哥权平是一名模范长子——身体强壮，饱读诗书，长于吟诗作对，而且精通武术。后来他多次出仕，在藩政府中任职。哥哥对藩国和家庭尽忠尽职，使坂本没有了后顾之忧，而与他关系融洽的姐姐乙女又鼎力支持他，成为他商议计划的好对象。坂本身为乡士的眷属，获得了这一身份带来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也不受任何责任的阻碍。成年之初的他勇于接受新的思想，可能部分应该归功于这种相对自由和独立的状态。一些作者认为坂本是商人利益的代表，并试图在他身上寻找证据，然而坂本的信件从未就商人阶级发表想法，清楚表明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一名武士。或许可以说，他的大部分早期思想来自一起学习武术的同伴。在1850年代，整个武士阶层无疑都受到同一种信仰的影响。

1846年，坂本家将他送往高知城下的一家私塾学习。假如坂本用功的话，那他将会接受儒家经典思想的教育，但他对所学的课程根本不感兴趣，不久就从学校退学了。家庭的担子怎么样也落不到他身上，因此他不必急急忙忙地选择一条合适的道路。坂本的文化水平一直不高。后来，一个叫平井收次郎的朋友警告自己的姐姐，不要加入坂本的计划：“坂本虽为人物，然不读书，时有错误之行为。”坂本的信，尤其是那些写给姐姐的，出现了无数语法结构别扭的句子，而且词汇贫乏。后来学习荷兰语时，他只学习那些最简单的单词，而且没有迹象表明他取得了多大的进步。人们很容易认为坂本后来对封建义务的蔑视源于他没有在学校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他在写信给一位1864年脱离藩籍的朋友的父母时这样说道：“在现在这个时代，认为放弃母亲、妻子和孩子，将亲人放在第二位而将国家放在第一位的做法违反道德，这种观点简直是荒唐至极，而这就是我们那些愚蠢的官员所说的。”然而我们必须记住，坂本在家接受的道德教育，与同时代人一样，都紧紧地围绕着德川时代的儒家传统。他之所以拒绝履行正常的职责，是因为他认为天皇的事业高于一切。坂本没接受多少正规的教育，因此这种狂热的忠君思想肯定是他随后上剑术学校时学到的。

从1840年代末到1850年代，西方带来的危险使日本人意识到必须重新武装日本的统治阶级，全国上下兴起了一股学习传统武术的新热潮。土佐与其他藩国一样，激励武士们不论等级高低都应该精益求精地磨炼自己的剑术。论热情，没有人可以和低级武士相比，他们只有在热情和勇猛上可以和上司的特权相比。剑术道场挤满了一个个野心勃勃且精力充沛的武士，因此那里成为极端主义者和反开化主义者思想、行动的中心就一点也不足为怪了。江户各大剑术中心举行的比武大会，为联络关系和结交朋友提供了理想的机会。随着行动日期的临近，剑客们利用国内骚乱和政治暗杀的机会，一试自己的武功。因此，坂本精湛的剑术意味着他将和当时江户最激进鲁莽的年轻人混在一起。

1848年，坂本被送往高知城外一家由日根野弁治开的武馆学习剑术。他很快就成为日根野最优秀的学生之一。由于家里能够负担他的旅费和学费，1853年，他被送往江户继续学习剑术。在江户的旅行和学习使这名土佐来的年轻武士大开眼界。他住在距离城中心不远的锻冶桥的土佐兵营本部。每天从那里步行至京桥千叶定吉的武馆学习。千叶是江户三位最有名的剑术大师之一的弟弟。

临行前夕，坂本从父亲那里接受了一套简单的禁令，它们是这位年轻的乡士所接受的价值观的总和：

一、片时不忘忠孝修行，此为第一要事。

二、不为诸道具心移而费银钱。

三、不耽色情，忘国家之大事，使心灵有污。

以上三条谨记于胸，厉行修行，专心学成归国。

坂本到江户后不久，就发生了海军准将佩里率领舰队来到日本的事，国内局势随之而变。当幕府宣布加强沿海各郡的海防措施时，各藩位于江户的兵营大多空空如也。于是他们颁布紧急部署的命令，甚至要求私塾的学生也和官兵一起站岗。土佐的士兵都驻守在品川公馆附近的岸边，坂本也身在其中。与此同时，土佐国内正忙着准备将更多的士兵派往江户。虽然佩里滞留的时间很短，只留下一封信以及明年再来的口信就走了，但是疯狂的备战并没有停止。1853年晚些时候，土佐藩采取措施，加强了品川附近滨河沿岸的防卫。1854年2月，当美国人的舰队再次来到东京湾的时候，这些炮位都由包括从国内召集来的新兵在内的土佐士兵把守。坂本自然在内，并且一直服役到1854年3月幕府和佩里签订了友好条约并解散了紧急部队。他也认为战争一触即发。“异国船各处到来，”1853年10月他写信告诉父亲说，“如此则近日有战。其时，吾当取异国之首后回国。”

危机平息之后，坂本于1854年夏天回到土佐。那年秋天，家乡刚好发生了大地震，高知城受灾严重。重建家园需要大量的经费，使军事上的任务和吉田东洋所进行的经济改革更加复杂。

返回故乡的坂本有机会和以前的旧识重新建立联系。他分享了自己在大都市的经历，同时又从别人那里听到土佐藩正采取措施加强防务的消息。从他的朋友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高知的社会流动性有多大。例如，其中有个叫近藤（后来改为上杉）长次郎的，是一家豆沙包店店主的儿子。近藤进了学校，学习儒家学说，后来还自费到江户的“兰学馆”，在高岛秋帆的指导下学习炮术。再后来他参加了坂本的计划，并且成为其助手。对近藤而言，与坂本的一席话使他意识到了西方的强大和危险。近藤同时也是河田小龙的朋友。河田是一名艺术家，曾是萨摩军事使团的成员，负责报告西方人在武器制造方面的进展。河田的绘画技巧无疑使他可以将在鹿儿岛看到的技术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河田还与遇难归来的中滨万次郎多次接触，因此与坂本相比，河田掌握的西方信息要准确得多。

几年后，河田回忆了坂本返回土佐后不久与自己的一番谈话，并将其记录下来。他回忆道，坂本一个劲地问他闭国还是开国这个棘手的问题。河田说必须在贸易和经济上采取措施才能加强国力，抵御西方的威胁。他解释说，日本的武器和战船与敌人的相比还是小儿科。所有的藩国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御敌。外国船只肯定会陆续来到，如果我们还是这么就开国还是闭国的问题吵嚷不休的话，日本将会亡国。河田的个人观点是，最好是与西方人做生意，而这么做与其说是为了利润，还不如说是为了加强国力；日本应该购买一艘外国船，配备上专业的水手，然后在东西方之间运输官方和私人的货物。水手们将学习航海技术，并在将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据河田回忆，坂本被他的说法深深吸引。“坂本拍手而喜，且云：‘吾若年好击剑，此所谓击一人之敌。若无大业，则难伸志向。今即其时也。’”接下来的谈话讨论了如何从下层武士中吸收有能力之人共襄盛举的问题。河田解释道，“从来饱食俸禄之人无志”，因此在那些弱势群体中更容易找到有才干的人。

这席令人耳目一新的谈话，虽然在坂本的整个回忆录中记录较晚，但却是他在高知期间所持观点的几个源头之一。它显示出坂本与各式各样的人相交，其中一些人令他受益匪浅。我们很容易便想象出来，坂本作为一位聪明而好盘根问底的年轻人，会去拜访像河田这样受人尊敬的老人，并询问他们对于时局的看法。在没有其他信息交流和信仰的情况下，河田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个人，无疑在那些心系国家大事的人心目中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坂本的政治意识显然已经开始觉醒。

坂本在高知一直待到1856年秋。在这段时间里，他的父亲去世了，哥哥权平继任家族的当家。坂本继续练习剑术，偶尔也会在师傅的武馆里充当指导。1856年9月，坂本再次前往江户，继续学习剑术。他的土佐通行证有效期足足有一年还多。就在坂本离开高知之前的两个月，汤森·哈里斯按照佩里和约的规定去到下田定居，而在坂本前往位于江户筑地的土佐公馆报告后不久，哈里斯首次要求前往江户，当面向将军提交总统的信件。

这几年，江户的武馆成了攘夷思想的中心。由于幕府对于采取何种策略犹豫不决，认定并坚持一种方针的人便在武士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没有人的地位可以和那些狂热的攘夷分子相比。他们的立场清晰，解决方法引人注目，爱国热情看起来无懈可击。武馆里的年轻人渐渐将水户藩的德川齐昭视为自己行动的领导者。尽管齐昭的实际态度比他们想象的要模糊得多，但他对幕府策略的敌意以及水户学者与皇权事业的联系，使其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些正在训练传统武器作战技巧的武士们心目中的英雄。随后，由于齐昭在幕府失宠、幕府与汤森·哈里斯之间的贸易协定开始谈判，年轻的武馆学生对他们所理解的幕府立场越来越不满，而齐昭在他们眼里变成了一位受到冷落的先知。井伊直弼针对齐昭所采取的措施，以及他不经皇室同意便擅自批准哈里斯协议的做法，都清楚地表明这位大老其实是一个专制狠毒的角色。江户武馆的许多学生确实受到这种日益高涨的极端主义思潮影响，特别是那些出身低下的武士。不管怎么说，他们的数量更多，而且与已经处于领导地位的高高在上的前辈们相比，他们在学习上更加刻苦。另外，与前辈们相比，这些低级武士更加不受官方的约束。许多时候他们甚至没有住在江户的藩营里。由于他们与其他地方的同龄人住在一起，又一起训练，因此很容易合谋，其结果是，低级武士之间的藩国界限并不像高级武士之间那么明显。极端主义和勤王思想的发展可以从这批土佐剑术学生的身上看得一清二楚，坂本正是他们中的一员，而这种发展又与一个名为武市瑞山（半平太）的人纠缠在了一起。

1856那年，武市瑞山27岁。他是土佐长冈郡仁井田村一名乡士的长子。他家的土地零散分部在西野地（音译，nishinochi）、上仓（音译，uenoko）、仁井田和池（音译，ike）等乡，在19世纪早期的总产量为50石1斗8升7合大米。这使得他们家在长冈189户乡士家庭中位列第三，然而长冈的乡士收入极不平均。武市家的收入跟一个年收入4石的家庭相比显得非常高，但是跟另外一个年收入363石的家庭相比则远远落后。早在山内家族统治土佐的初期，武市家族就和其他长宗我部的家臣一起获得了乡士的头衔。武市的亲戚中有国学学者鹿持雅澄（1791-1858），他是武市瑞山的叔父。武市吸收的传统思想比坂本多得多，但他最大的兴趣却是剑术。他12岁开始学习剑术，在高知的几家武馆学习之后，成了一名得到大家认可的剑术老师。1854年他把家搬到高知，并在城里开了一家武馆。后来的土佐勤王党领袖大部分都出自他的门下。他的学生人数超过了120人。

武市瑞山的狱中自画像

藩政府认识到武市的天赋和领导能力，先后派他到几个郡教当地的年轻人剑术。为了增强土佐的防御能力，山内容堂鼓励年轻人学习和练习剑术，为此花钱请来一些高手切磋武艺，还将自己的剑术高手派到日本其他地方去与同辈们一起学习。因此，1856年武市被派往江户的桃井武馆学习。他获得了七两银子的零花钱，同行的还有他的五名学生。同年秋天，坂本回到江户继续学习，不久他就受到了武市的影响。

在年轻的剑术学生中，武市是当之无愧的绝佳统治者。由于在土佐时已经是一名公认的剑术大师，他受到了特别待遇，可以住在远离藩营的江户武馆附近。不久武市便成为剑术老师的助手。武市给所有学生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经常称他为“墨龙先生”，因为他的形象像极了水墨画上的一条游龙——高高的个子、苍白的脸色、认真的神情，以及由于练习剑术而锻炼出来的一副好身板。他的个性强烈，很快便成为土佐剑术学生的领袖。他的思想也和他的人格一样，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武市身上有一股慢慢显示出来的动力，那就是勤王和藩政改革。后者应该源于他自己的等级障碍。他认为藩国应该任人唯贤，而不是按品秩授予官职。此外，他对天皇极为尊敬，以致获得了“天皇迷”的美称。1856年，坂本搬到了武市的住处，而且很快便受到他的影响。

前一年坂本在高知与河田交谈后刚刚露出一点开国思想的苗头，很快就被武馆中占主导地位且热情高涨的攘夷和反开化思想代替。考虑到坂本与什么样的人在一起，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坂本参加了几次江户的比武大会，并为自己赢得了声誉。武市的一个亲戚因酒后闹事犯下严重的罪行，甚至可能被处死，坂本帮助这个人溜出了江户城。他还和日本各地与自己有同样想法的年轻人交朋友。他和土佐武士见到了许多长州藩和水户藩来的年轻剑术学员，而长州和水户是对幕府政策最为不满的两个藩国。

1857年，坂本和武市回到土佐。武市是因为祖母生病了，而坂本则是因为通行证到期。坂本一路上颇为悠闲，据说他故意显得漫不经心，而这正是真正武士的标志。他将旅费散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地悠闲走，一并游览了大和国的许多史迹。那些地方都是历史上忠贞故事发生的地点。藩国法规解决了他从大阪到高知的交通问题，因为它规定商船必须搭载任何想到土佐去的武士。回到高知后，坂本继续研究剑术。他还发愤读书，但是人们推测他并没有取得什么惊人的成果。这个时期的一个故事生动地说明坂本已经拥有了相当的自信和学识。有个朋友来访，坂本声称自己已经开始读书，并将一本《资治通鉴》拿给对方看。朋友感到惊异，但是承认这本书对他来说太难。于是，坂本拿起书，开始高声朗读起来。坂本的朗读错误百出，而且根本不考虑句读。朋友非常吃惊地问他：“这样你能理解文章吗？”坂本回答说：“我只看它的纲领。”

武市这时则在土佐继续当剑术老师，而且声誉和影响与日俱增。依附在他门下的人更多了。其中就包括从安艺郡跑来的中冈慎太郎。中冈是一名管理13个村子的大庄屋，按照土佐藩特有的精确算法，他的田产有25石1斗3升7合6勺大米。武市的门徒开始带有乡士和庄屋之子联盟的特征。坂本自始至终都是他的助手和崇拜者。

武市返回高知后不久，他的追随者正式向他的前剑术老师麻田堪七提交了一份陈情书，请求他提议武市获得藩国的一项特别奖。他们在陈情书中详细解释了武市精湛的剑术、在江户的经历，以及在桃井武馆的地位。这些人不吝其词地赞美武市的人格和道德修养。由于麻田的推荐，1858年春，藩政府（由刚刚官复原职的吉田东洋领导）提高了武市的薪俸，额外为他增加了两份口粮作为奖励。

在江户武馆结识的朋友将武市和坂本引入了国内的政治圈。1858年秋，水户藩派人来和他们接触。武市和坂本两人已于1857年秋回到土佐。接下来几个月，他们看到藩主山内容堂的努力失败了。容堂试图利用幕府需要宫廷批准哈里斯的贸易条约这一契机，实现幕府的人事更迭，同时使一桥庆喜成为将军的继承人。1858年的春暮至夏，以大老井伊直弼为首的新幕府领导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那些胆敢干涉幕府决策的人进行打压。水户藩的德川齐昭曾极力主张幕府向各藩妥协，以便真正实现国内的统一。1858年8月底，身为行动首领的他被命令在江户的公馆幽禁。这一举动触怒了大批水户藩的武士，他们从藩内学者那里接受了忠君勤王的思想，现在正争取一起学武的朋友们的支持，号召大家加入倒幕行动。武市和坂本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成为水户藩注意的对象，两人去年显然已经在江户的武术界出名了。

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1858年底，一群水户藩的武士动身。他们的任务非常艰巨。正如结果证明的那样，由于对幕府政策反对的程度不同，水户藩被割裂成两派，彼此隔阂深重，水火不容。内部的倾轧使水户藩无法成为德川时代晚期政坛的领导者和参与者。但是目前，对齐昭的惩罚所激起的愤慨看起来能够占上风。这四个由住谷寅之助领头的极端主义者来到土佐，希望得到熟人的帮助。

他们在土佐的遭遇很好地解释了这个藩国是多么与世隔绝，以及坂本龙马对政治的了解是多么有限。水户藩的使者被拦在了立川的边境驿站外，无法进入土佐。反而是坂本带领一小队人来和他们见面，可能是武市瑞山派他们作为自己的代表。边境上的一番谈话之后，坂本一行人返回高知，看能否为客人弄到土佐的通行证，但是两天后消息传来：没有办法。进入土佐失败后，客人们在边境又等了几天，看看他们托坂本带去的信有没有什么回复。但是什么消息也没有。他们对合作彻底死心了，于是收拾行装回程。

从水户藩使者住谷的日记里，我们可以一窥水户人和土佐人在政治觉醒这个问题上的差别。他写道：“两外人（土佐人）于国家之事一切不知，龙马更不知役人名谓。空费数日，遗憾遗憾。”

假如坂本真的对国内事务一无所知，那么他从带回高知的水户藩信件中便可以知道很多事情。这是一封从德川齐昭支持者的观点出发，讨伐大老井伊的独裁统治的信件，信中详细罗列了井伊的各项罪行。他们指控井伊忽略和轻视了他们藩主的合理意见，而且蔑视天皇的意愿。他逮捕了那些在京都为国家呕心沥血的高尚人士，而且竟敢惩罚齐昭本人。信中继续写道，水户藩的武士自然气愤至极，有必要认真考虑接下来的行动方针。

武市和坂本没有确认收到这封信，也许是因为他们觉得信的内容主要还是井伊和齐昭之间的关系问题。虽然他们的攘夷情绪非常强烈，但是和水户藩的人相比，他们与那些拟开放的通商口岸以及德川幕府的政策相隔甚远。他们自己的藩国尚未感受到井伊政策的伤害或者危险，因为对容堂的惩罚还没有下来。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接下来几个月他们就知道自己判断错了。大老对敌人的清洗蔓延到了山内容堂身上，他逐渐失去了行动自由，直到被幽禁在江户郊外品川的公馆中。由于担心幕府会进一步报复，吉田东洋领导下的藩政府行事异常小心谨慎。事实上，吉田曾向江户祈求，希望不要完全剥夺山内家族的领地。后来，幕府与外国人签订了条约，战争不太可能打响，于是自1854年开始实施的紧急军事措施开始松弛，并最后停止，而吉田则在努力修复这些措施对藩国财政造成的损害。

武市及其追随者们不可能赞成这种谨小慎微的做法。相反，他们越来越表露出对幕府内外政策的强烈不满。由于呼声得不到尊重，他们便将愤怒转向他们一直以来没有什么话语权的政治制度。与此同时，从1859年到1860年，他们作为领导人的声望越来越高。1859年，武市被任命为所有乡士、白札及以上层武士的剑术总督。第二年，31岁的他被批准带领一小部分追随者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考察剑术，并进行训练。

容堂在国内政治舞台大展身手的那段时期——佩里到来之后和哈里斯协议签订之前——土佐藩的下级武士几乎对国内的问题一无所知。相反，他们练习剑术，并不加鉴别地随声附和周围的所有观点。然而随着容堂被软禁在品川公馆，武市领导下的土佐乡士和庄屋越来越深地卷入了国内的政治旋涡。他们首先对幕府的政策不满，然后才是他们的藩国大臣吉田东洋。吉田对幕府唯命是从的态度令他们感到不爽。最后他们成立了组织，看看能否在这两方面有所作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人的行为很像那些由于幕府软弱和缺乏连贯政策而变得蠢蠢欲动的德川家臣。同样，他们也将外部问题和“任人唯贤”的必要性联系在一起。

然而我们将会看到，土佐藩的家臣和幕府的家臣一样，对未来并没有一个完整或者有目的性的计划。他们知道自己的国家出问题了，如果只是因为它弱小和无防备能力。但是他们远远没有想到要推翻藩政府（或者幕府），或者是使“王政复古”。事情的进展刺激着他们，使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激进的解决方法，而他们那些极端的反应也加快了政治改革的步伐。随着时间的推移，尊敬天皇的模糊想法将逐渐演变成具体的计划。事情将如何发展，我们只能翘首以待。对坂本及其朋友们而言，旧的秩序和答案已经再也无法令人信服，但是新的出路在哪里，大家仍不清楚。

【朗读书籍】

《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

【美】马里乌斯·詹森/著 曾小楚/译，上海三联书店·理想国2019年5月版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日本史、中日关系史专家马里乌斯·詹森在书中详细勾勒了坂本龙马的一生，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还原明治维新前夕的时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