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说：是无意识的事）
。由于在有结论支撑之前医学就自认为是科学的，所以它对病人的胡言乱语从来都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直到弗洛伊德才开始倾听他们的心声。广阔天地的大门由此开启，几十年间，从业者有区别地倾听着症候性痛苦。
不过，虽然大量医生坚守着这一成果，但是药学、神经科学和神经生理学的飞速发展不久前又把打开的门关上了。各国政府也积极地把医学研究往这个方向上导引。
《后现代性的天使》，[法] 热拉尔·波米耶 著，秦庆林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
今天，有机体把秘密和盘托出，自然的奥秘被用来服务人类。作为这一成功的代表，求知欲源自对身体涵义的压抑，对它之所能、它如何享乐的压抑。所以数学物理不失时机地回归了，回到了它的有机源头，并把帝国扩张到医学话语之上。于是“医学”就像“科学”与科学家分道扬镳一样，也与医生脱离了干系，转而追逐一个身体-机器的梦想。
人能够把这个身体-机器的零件拆卸，替换，修理，改进。数学物理是为医学量身定做的工具：它把理想的自我，这个它梦想着的天使身体完美地客体化了。对有机体内发生的一切的量化使它陶醉不已！多亏了这个完美的机械学，有机体摆脱了自我的“理想”，摆脱了蒙昧主义的父亲的指令，它竟然宣称身体与自我不是一回事，说身体不符合它的有机限制，说它的存在取决于邻人的目光，说身体本身的差别使它成为男性的还是女性的，说每个新生儿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正源自这一差别，并且他马上复制了这个差别。这就是使他无来由地大喊的东西。
一切科学的呈现同时证明着身体的物质性
（一般情况下如此不可能，以至于必须在镜子、他人的目光、爱中加以确认）
。身体不再是幻想和神话中不可触摸的奥秘：它重新坠入纯粹物质性的行列，技术上是可分解的。它总体上是一台机器，不过比我们会制造的机器更为复杂一点而已。它不再是宇宙中的一个特例，它的流亡中断了，只是一个东西罢了。就像宇宙一样，它有自己的斤两和尺寸。
在量化的重压之下，天使们的厚度增加了，丧失了自身的透明性：随着亡故父亲的“理想”变得无效，他们找回了从前被逐离的身体。过去，快乐只是一个梦，为死后在最后审判时身体复活的时刻想象出来的！
“历史的天使”一词来自于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年7月15日－1940年9月27日，德国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哲学家。犹太人。）对保罗·克利的画作《Angelus Novus》的评论。
不久前还是如此，快乐是为明天预备的，或许在地上，死前就可以得到，但仍然要经过亚伯和该隐漫长的缠斗才可以。现在，天使化鸣响了时间终结的钟声；它下命令说今天就要在对历史的遗忘中享受快乐。这个当下享乐的指令甚至不意味着我生活得充实而幸福，或者得到了安宁。根本不是：必须马上享乐，哪怕是享受不幸：有人会在媒体上晒不幸好让你可以利用它。
这可不是因为今天所有的梦想都实现了，毋宁说是因为不管我有怎样真实的不幸，我都被邀请生活在虚拟世界之中。我大部分的身体疼痛可以被消除，而精神上的痛苦则被麻醉；我可以几乎完全无视葬礼，他人的不幸与媒体给我强行灌输的远在天边的故事并没有多大不同。所有天使在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享乐强迫中都是可怕的。你只需要是你的身体即可，哪怕它正在痛苦之中。你的思想无足轻重：快乐就好！
当传统的“理想”崩塌，身体本身变成了理想，身体被上了各种手段——基因的、神经的、激素的——变成了自身的因，神经生理学宗教的自因
（causa sui）
。
现在，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发生了！孩子转眼就长大了，身体也到来得让人猝不及防：它一下子就占据了我们全部的视线。以前，它在远处，沉甸甸的。它的复活是为身后预备的：肉体仅仅活在黑夜的背面，活在生活的里子内，生活中没它的位置。现在它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我们可以享受它：我们不再有睡意，生活就在那里，完满无缺。不过或许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将会更愿意生病，因为利用它也许太过分了。
身体变成了一种强迫。它无处不在，令人担忧，身体的健康什么也证明不了，因为折磨它的痛苦留不下痕迹。某种东西让它喘不过气来。是一种它无法摆脱变得纯洁的东西，因为它怎么可能摆脱自己的纯洁而变得纯洁呢？它忘记了一直使它外在于自身的东西，不想知道它其实是身不由己的。“我以为在这里，并非如此：我存在于自我之外。我在任何啜泣入耳之处。谁能向我证明我就在自我之中？请向我保证一切是一个闭环，我正是我梦想成为的那个自闭症患者！您知道吗，一个自闭症患者用头撞墙、用针扎自己、烧自己，看起来似乎一点也不痛苦？”
为了做出解释，数学物理永远领先精神动力学研究一步，因为它遮蔽了犯罪感。医学上，身体原则上是纯洁无暇的，所有的瑕疵都是外在的：实时被分解至最小的分子之后，人体也没有表现出犯罪感的任何痕迹、证据或者实验数据。大部分的胃溃疡、哮喘、梗死都是在犯罪感表现显著的情境下发作的，但是永远不会有任何基因、任何激素、任何神经递质招供自己有罪。
在医学话语中，人体各种各样的化学和物理功能都是可量化的，而身体正受制于这些内部功能的综合作用。如果我们能找到某种痛苦的生理介质，并成功对它们施加影响，那么这些生理介质即可被看作痛苦的原因。
比如，缺少睡眠的话，神经生理齿轮在对日常生活的思虑——它们令失眠症患者烦心不已——和那些让眼皮睁着的肌肉之间起着作用。我们总是能够找到这些中介和对它们进行干预的手段！失眠症将被归结是某些分子在作怪，而实际上造成失眠症的原因几乎总是身体之外的因素：一些经常显而易见的烦恼就会引起失眠，爱情、经济、家庭等方面的原因都有可能。
麻州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精神病医师凯琳·诺伯（Karen Norberg），用毛线制作了一个人脑精确模型。
神经生理学家和遗传学家的“错误”一目了然。他们选择只观察有机体的内部构造：由于所有这些字眼彼此印证，他们自然就会以为已经找到了原因，而这原因本来不过是一种中介而已。如此一来，病因就被误解了两次。人们先是无视它明显源于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件，与身体无关。继而认识不到这个事件被它在无意识中的回响放大了，后者决定了这一事件，有时还促成了它的爆发。比如，一次微不足道的意外就能唤醒发生在过去后来被压抑的创伤体验，引发与这件小事完全不成比例的忧伤。
对神经生理学家和遗传学家来说，最大的理解困难也正在此：在大脑皮层的层面上，精神身体的区域
（梦的身体）
恰好包含了生理身体的区域。说人体的运转源于在神经区域内物理有机体与精神身体的重合，这意味着无意识冲动的里子对于身体的每个部分都起作用：所以，一个梦也可以像现实事件一样让人生病，反之亦然。
症状的精神根源丝毫不会减弱病症的现实性。哮喘发作，咽峡炎，胃溃疡通常都有精神上的原因，引发的客观性疾病并不会更少一些。比如，对反复发作的咽峡炎，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某种细菌感染，于是就会认为找到了病根，而实际上那只是一种临床表现。对这些真实的临床表现当然需要对症治疗
（因为没有任何理由任由感染发展下去）
，但是疗效却中断了症状的表达，而症状本来是有可能揭开主观上的原因的。这样一来，咽峡炎就会反复发作。
鉴于医学有能力对症状生理上的后果进行治疗，它必然把仅仅造就这一症状的临床表现归结为这种或那种有机介质在作怪。从而导致精神维度将被完全无视，注定被误诊。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病理学都是从对症治疗发展而来，精神上的因果律就这样被遮蔽了。疾病的误诊在抑郁症中表现显著，因为抑郁症的症状是最不有机的，是对某种无意识因果性的显化的回应。
拥有超高学历和巨额资助的研究者们，力图通过对神经元的研究来解决精神生活的问题，而且还是通过研究老鼠、小白鼠、青蛙这些情感生活和我们甚少相似之处的动物们的神经元，这难道不令人摸不着头脑吗？比如说，他们怎么能不知道抑郁可能是由某个爱人的去世引起而不是由于细胞失调呢？
的确有些悲伤的原因不明。可是做到理解我们可以在不知道或者是因为相关人的重要性被极力缩小的情况下服丧，这难道需要费了不得的脑力吗？比如说，某些妇女在月经后几天会被某种无力感淹没，最经常的情况下，她们不会把这种伤心的状态与一个她们暗暗期盼着的孩子的死亡联系起来。所以司空见惯的是，“抑郁”
（通常都是“哀悼”的变形）
都从神经生理学或基因上解释。然而，这些莫名其妙的悲伤需要的只是倾诉，而这不过只是为了一般情况下都被无视的哀悼的对象最终得到命名！可是神经生理学用药物取代了症状，症状两次失语：它首先遮蔽了本可以解脱悲伤的话语，然后又隐藏了这一遮蔽本身的罪行。
电影《别让我走》，根据英国日裔小说家石黑一雄的同名作改编。
擦亮眼睛之后，我们看到科学是如何像它之前的各种宗教一般行动的：它的疗愈效果制造了巨婴，并且对他们呵护备至。它助他们做梦。它用独有的毒品麻醉它的这些大宝贝们。这些毒品本质上与人类一贯吸食的各种毒品并无二致。每种宗教都提供自己的毒品，帮助信徒登上梦想方舟，而从摩登时代向后现代的过度伴随着毒品的换代。几十组药品取代了传统的毒品而已：“我们祛除了赋予你的葡萄酒的神秘意义，它怎么可能是耶稣基督的鲜血呢？还是服用抗抑郁药吧！我们也想帮你戒掉鸦片，你竟然去东方寻找另一个父亲？不如吞下美沙酮吧！”非法的是另一种文化、另一个上帝的毒品。新神，科学之神的毒品是合法的。
神经科学就这样成了一种奇特的信仰的源泉，暴露了新科学主义的宗教面目。梦想有一个自我封闭的身体，独立于与所有同类的情感关系之外，而不管他们是亲近还是疏远，这的确是一种纯粹的臆想。人类离开了与他人的纠缠，则既不能长大，也无法繁衍。所以想象出一个机能上自给自足的身体就是一种信仰。把为爱煎熬的精神痛苦、性苦闷、社会的不幸简化成神经突触的失调源于理想的自我对有机体的后现代省视。
对有机决定论的绝对性的信仰如此热烈，以至于任何滑稽感和分寸感在它面前都荡然无存。1996年，行为遗传学家约翰·克拉布
（John Crabbe）
宣称发现了老鼠酗酒行为
（他在夜店结识的老鼠吗？）
的基因编码。无独有偶，迪恩·哈默
（Dean Hamer）
同样言之凿凿，说他的团队有95.15%的把握确信发现了同性恋基因在遗传自母亲的X染色体最长臂附近的一个或几个基因上有所表达。《世界报》
（Le Monde）
始终对神经科学和遗传研究青睐有加，尤其乐见它们跟精神因果律唱对台戏。它在1993年7月17日那期上断言人们已经分离出同性恋的基因。可是新闻电讯只不过报道说在几个同性恋者身上发现了某种X染色体的变异而已。更打脸的是，研究人员的通稿明确补充说没有任何基因被分辨出来。
然而，一直以来，人之所以为人恰恰是由于那些使他能够摆脱遗传学家们称之为“双亲封印”的东西。人并不急于脱险，每次医生们遭遇非有机原因引起的痛苦，他们就祭出一种与相关痛苦不相干的知识
（比如，性无能一般情况下并非生理问题导致，靠吃药无济于事）
。他们打着科学的名义在权威中登上王座，而实际上他们的权威知识对于相关情况完全无能为力。结果呢，他们不知不觉中扮演了司铎的角色：他们是新型的牧师，为有序的性欲划定了禁忌范围，制定了冲动游戏的规则
（比如节食和卫生标准）
。通过性接触传播的疾病从此接管了性欲，恰如昨天宗教的所作所为。艾滋病困扰着日常的色情生活，连那些实际上没有性生活的人都难以置身事外。这并不妨碍他们定期地去做筛查，尽管毫无必要。
科学把性也标本化了：身体被简化成各个组成部分的色情指数，科学再把身体做成标本。人们研究性兴奋内部回路的运行机制：一边是神经，另一边是荷尔蒙和内分泌腺。人们记录所有这些微妙的联结是怎样运作的，然后经过计算，就自以为了解是怎么回事了，况且这都经得起实验验证。只不过人们忘记了这个内部回路完全取决于它与外部的联结。一旦拔掉插头，全得乱套：因果关系并不在我们自以为是的所在。
不过让我们再看清楚点。并不是因为某种理解困难神经生理学家和遗传学家才不认真对待言语中的身体插头。科学在把机体简化成由一堆零部件组成的一个整体的机械运动时，不是以巫婆的面目亮相的，它并不像巫婆一样向人们提出居心叵测的建议，用她的服务换取他们的一点幸福。它只是梦的侍女！它向你展示你最隐秘的愿望是多么下流。举个例子：克隆人的想法是否让你觉得可怕？然而这就是一种生殖方式，完全符合幼儿性欲理论！这正是你做噩梦的内容，当时你还小，你吞下了一枚樱桃核，然后你害怕会不会遭遇可怕的怀孕。之后，在某些焦虑时刻，你还会呕吐，好像自己是单性生殖的动物。接着，试着回忆一下。你幼时的排泄物从来没有短暂地成为自己的克隆吗？自然，剩下的就是了解“成人”性欲是否战胜了幼儿性欲。
这不是确定的，但可能性还是蛮大的：大众传媒造梦机器，报纸，电视等等，围着这些实验室可能制造出来的明日的孩子大肆鼓噪。这几乎就和著名的“千年虫”一样活灵活现，此类夸张的炒作是时间幻觉效应的一部分：属于构成了一种新宗教的科学主义。因为想要一个孩子的欲望将会继续产生自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爱，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亦然。
克隆是某种强烈的集体梦幻的目标，对这一梦幻的过度媒体化把后现代的焦虑投射到后人类主义之中。不管人类多么像天使，他们终归是非雄即雌
（包括克隆人）
的。既然他们注定将一直为阉割焦虑所苦，那么在任何情况下都将一直是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的孩子，至少象征意义上如此。相同的阉割焦虑将会继续构成与异性关系的动力：一个男人因为热恋一个女人才会想跟她生个孩子，反之亦然。有个孩子的欲望自此成为解决两性彼此折磨的实用方法。这个孩子的和谐梦想源于男人与女人的不和谐。谁会希望看到它再产生一个分身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