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专业服务业“走出去”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顺利推进，中国专业服务“走出去”步伐有所加快，业务增长明显提速。中国在境外共设立约4万家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的189个国家和地区，资产总额突破6万亿美元。但目前相对于产业和项目“走出去”，专业服务“走出去”仍明显滞后，一些国内专业服务企业在国外开展业务，也出现了一些“水土不服”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中国专业服务企业“走出去”仍然面临一些体制机制障碍。
（一）中国专业服务“走出去”面临的突出问题和障碍
首先，中国部分企业在“走出去”时，尚存在重项目建设、轻服务体系建设的问题，专业服务和配套体系建设意识不强。在项目特别是基建项目建设中，较少考虑到项目建成后的运营需求和商业模式规划，一些项目配套体系和服务体系明显缺失。这导致欧美日俄等国家凭借其服务网络、服务能力和区域影响力，广泛、深入地介入项目建设完成后的运营和维护环节，弱化了中国项目建设特别是援建项目建设的实际效果。
其次，国家对专业服务“走出去”缺乏明确定位和整体推进思路。大量政策和资源集中于“走出去”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阶段，对于后续服务和运营的相关政策和协作机制考虑不多。“建成即完成”的思维和结果，严重影响到项目“落地生根”，也制约了企业和项目后续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三，缺乏促进和支持专业服务业“走出去”政策体系。相关政策体系不健全、不完善，使行业平台建设和机制建设明显滞后，导致专业服务企业“走出去”的支撑不强、信息不畅，既难以提高专业服务业“走出去”的动力，同时也限制了专业服务企业与产业协同携手、“拼船出海”的能力。
第四，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服务企业“走出去”带来长期的压力和挑战。当前，美国对中国的全面遏制战略已经显现，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经济和全球企业进行打压，而且已经从技术领域向全方位延伸。专业服务业是美国企业最具竞争力的全球业务之一，相关企业“走出去”的压力也明显加大。
第五，缺乏专业服务“走出去”的统计体系。目前国内对专业服务“走出去”，尚没有系统和动态的统计数据和统计指标体系，导致中国在优化布局、分析市场、制定政策时家底不清、情况不明、信息不真。
（二）导致问题的主要成因分析
中国专业服务“走出去”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是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交叉影响、相互叠加的结果。其中既有目标激励的问题，也是国内问题和矛盾的延伸和复制；既存在企业自身的问题，也受体制机制障碍的影响。
一是政策驱动强于市场驱动。整体而言，中国“走出去”的政策驱动强、市场驱动相对较弱，基础设施项目多、市场运营项目相对较少，产业项目多、民生项目相对较少。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其本身就弱化了项目对专业服务的市场需求。
二是部分“走出去”企业目标短期化。一方面，央企国企在参与海外项目建设时，更多考虑战略意义，更多考虑响应国家号召和偏重完成投资任务，甚至出现“报喜不报忧”的局面。缺乏市场化、产业化的目标和绩效考核机制，对资本退出、项目盈利和后期运营等问题关注不够。另一方面，一些民企在“走出去”时，也偏重于享受当地优惠政策和短期盈利，力图吃红利、挣快钱，做“一榔头买卖”。企业主体项目建设目标的短期化，挤压了国内专业服务企业携手“走出去”的市场空间。
三是部分企业在“走出去”时，携带了国内一些问题和矛盾。例如不习惯、不擅长运用法律等正规途径解决问题、化解风险、缓解矛盾，而往往通过“找关系”、“走后门”和“潜规则”来解决问题。一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够，在环保、用工等方面的包容性不足，使企业和项目难以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甚至引发一些社会矛盾，限制了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
四是国内专业服务企业自身经验和能力不足。一些专业服务企业对当地监管要求和相关准则不熟悉，运用当地法律和国际规则能力弱，服务水平不高。中国专业服务业发展起步较晚、发育较慢、经营分散，法治建设相对滞后，全球服务网络体系不健全，全球竞争力不强。导致中国专业服务企业在开展对外服务时“水土不服”，难以适应“走出去”企业的发展需要和业务要求。
二、促进中国提升“走出去”专业服务能力的主要思路
“十四五”时期，要提升“走出去”专业服务能力，一方面需要扭转“重建设轻运营、轻服务”的局面，另一方面，也要着力提升中国专业服务行业的整体服务能力和水平。通过消除短板、弱化制约，增强专业服务企业“走出去”的动力和能力，提高中国产业、企业和项目“走出去”的整体效率和质量。
（一）适当调整政府主导项目的结构
在政府主导项目的开发建设上，努力实现“提升一批、调整一批、促进一批”。对于一些援建项目，充分考虑地区敏感性和后期运营空间，增强已建成基础设施项目的运营能力，建立灵活多样的合作运营模式，并为项目配套提供维修维护、人员培训、财务管理、法律等服务。适当调整基础设施项目、援建项目和市场项目的结构，逐步增加产业项目和民生项目比重，提升企业在当地的社会责任，增强政府项目建设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包容性。促进专业服务项目落地，通过打包、整体方案提供等方式，引导鼓励产业项目和服务项目协同“走出去”，从基础设施等项目更多转向软实力建设。
（二）加快实现从政府、政策驱动转向市场、企业驱动
“十四五”时期宜将增强“走出去”市场驱动力、实现企业项目“变前队”，作为“走出去”工作的主要着力点。加大对企业项目特别是民营企业项目的政策支持力度，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扶持体系，引导和鼓励专业服务项目与产业项目“拼船出海”、“组团作战”。稳妥低调推进“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支撑项目，实现政府和企业合理分工的“双轮驱动”，形成产业项目和服务项目协调互促的发展格局，为中国“走出去”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三）着力提升专业服务企业服务能力和功能
加快推进国内专业服务领域改革，培育专业服务企业主体，促进专业服务企业集聚发展，增强专业服务“走出去”的能力和水平。一是提升项目对接能力。为产业项目和援建项目提供系统解决方案，提升企业运营能力和市场拓展能力，保障中国“走出去”项目长期利益和形成持续发展动能。二是提升风险化解能力。通过增强项目内控、治理、风险防范应对、安保等服务能力，提升项目专业服务保障功能。三是提升纠纷调解能力。主动规范中国企业在海外行为，引导企业更多借助法律和国际规则框架解决法律经济纠纷。四是提升资源整合能力。增强专业服务企业整合当地资源的能力，加快拓展和完善全球服务网络，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改善企业服务基础和运营能力。
（四）以新技术深度应用为引领加快专业服务业创新发展
充分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等手段和途径，拓展专业服务业态和服务模式，加快完善专业服务布局、促进服务方式创新。利用当前中国7000多家移动互联网企业在海外的投资项目，依靠工具、电商、内容、O2O等平台企业，形成新的支撑能力和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和完善中国自主可控的云基础设施，为促进专业服务“走出去”和创新发展，提供良好技术支撑；引导和鼓励国内专业服务企业借助云服务平台提供服务，全力打造专业服务领域的中国标准、中国品牌和中国方案，增强中国专业服务的整体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
三、加快提升“走出去”专业服务能力的政策建议
“十四五”时期，国家应以调整投资导向、夯实发展基础、对接国际规则、建立政策体系、引导创新发展为导向，加快提升中国“走出去”专业服务能力支撑作用。
首先，夯实专业服务发展的法治环境。加快制定《商事调解法》《评估法》《注册税务师法》，尽快修订《专利法》等，逐步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夯实专业服务业发展的法治基础。特别是要利用好 《新加坡调解公约》签署，加快制定《商事调解法》，为中国专业服务企业开展跨国业务提供支撑和保障。
其次，从国家层面明确专业服务业“走出去”的战略意义。从提升国际治理能力、增强软实力高度，进一步明确专业服务“走出去”的战略意义和发展定位。将促进专业服务业“走出去”、加快提升“走出去”专业服务能力和水平，作为下一步对外经济交流合作的工作重点之一。将其纳入“一带一路”、“上合组织”以及“金砖国家”等合作框架体系，并在对外援助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签署专业服务相关条款或规定。尽快建立专业服务“走出去”统计指标体系，为制定灵活有效的区域和结构性政策提供支撑。
第三，优化专业服务“走出去”的扶持政策体系。针对当前问题和发展目标，对配合产业和基础设施“走出去”的专业服务相关项目，国家给予相应的鼓励扶持政策，进一步增强国内专业服务企业“走出去”的动力和能力。
一是简化专业服务和云服务企业对外投资审批审查程序，加大外汇支持力度，支持相关企业在境外开展投资、并购、收购、合作。允许专业服务企业或机构拥有多种服务资质，促进混业经营，引导专业服务机构做大做强做优，提升国际竞争能力。鼓励专业服务企业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鼓励参股、收购、兼并当地专业服务企业，灵活聘用当地专业人员，建立紧密互利的经营机制和服务网络体系，增强本地化服务能力。
二是由财政出资，或在“丝路基金”等设立专业服务“走出去”发展专项基金。该基金用于支持国内及服务所在国合作机构的设施建设维护、项目补贴、平台建设，明确非盈利和运营性质，可用于专业服务企业业务补贴和奖励等。将专业服务业人才发展战略作为国家人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元化、多途径培养国际化专业服务高端人才。
三是给予国内专业服务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培育扶持具有一定品牌和竞争力的企业或机构，特别是加快平台型、一对多、线上线下结合的企业、机构或事务所“走出去”，以上海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为依托，培育具备全产业链、全生态圈、全生命周期服务能力的专业服务业集群，提高专业服务规模效应和盈利能力。
四是进一步明确国企央企对外投资和运营的行为规范，实施项目分类考核机制，适当明确运营绩效考核要求，增强国企央企项目立项建设运营的可持续发展动力。鼓励通过本地私募收购、混合所有制、当地上市等途径，明确国有资本退出机制。
第四，进一步提升在国际专业服务领域的地位和话语权。充分发挥民间商会、协会、机构和知名事务所的功能，构建符合国家利益和发展需要的协商协作机制。建立“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合作的协商协作机制，积极参与国际专业服务组织，积极参加国际专业服务组织活动，客观阐述、正面宣传、正视问题、回应质疑，提升中国在专业服务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充分利用现有国际规则和协议，推动中国专业服务“走出去”的现代化、规范化和国际化。
第五，鼓励专业服务企业“云服务”能力建设。加快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在专业服务中的深度应用，通过线上、数据、离岸等服务方式，为对外投资企业和项目提供灵活多样的专业服务，提升服务效率和拓展业务能力。
（作者王青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念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