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禧身着“乡绸”绣衣。 摄影：Yana Buzko
英禧出生在伦敦北部近郊。童年时，家里有可口的中餐，屋外是美丽的英式田园风光。小英禧最爱在农场里追蝴蝶，摘雏菊，和朋友头戴花环，想象仙女与龙的故事……大学时，她与闺蜜共同创建了一个时尚博客，从此开启了业余模特生涯。同时，她对经济学和法律十分投入，在本科毕业后进入剑桥大学法学院继续深造。
对于如何在律师和时尚博主的双重身份间找到平衡，英禧笑说：“我热爱我的工作，但作为律师，需要遵循完美主义，注重准确性，有时这会造成很大的压力；而创意型的工作则是我解压的好方式，在业余时间当模特令我可以不停地改变场景和身份——一分钟内是公主，一分钟内是战士，这种角色扮演令我感到自己不局限于‘律师’的社会身份，同时又不会有什么实际后果。之前我在私人律所工作，常常要工作到深夜2点，那时，我的健康状况也不太好，后来，我意识到，每个人的个性和追求不同，或许别人很愿意拼命工作，朝着律所合伙人的方向努力，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生活方式，但我的个性并非如此。对我来说，生活中有几件最重要的事：身心健康，与家人相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不断学习且对周围世界保持敬畏感。”
英禧的古罗马战士造型。 摄影：Carrie Lewis
英禧扮成东方造型的公主。摄影：Bella Kotak
对话王英禧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英禧也同大多数英国人一样，开始居家办公。刚开始，她感到挺快乐，因为每天节省了通勤时间（她和丈夫居住在伦敦郊外的赫特福德郡），但渐渐地，她发现一些生活中的必需品竟成了奢侈品，比如鸡蛋、面粉。疫情期间，居家的英国人兴起了“烘培热”。当英禧终于购得六枚新鲜鸡蛋时，她不禁心花怒放。她说：“少即是多，我们被困家中，生活必须简化，连鸡蛋都成了日思夜想的美味！每个人的生活常态都受到了挑战。我的一些同事有孩子，隔离期间，他们在家中边工作边看孩子，意识到拥有一个互帮互助的社区是多么重要。”
谈及社区，英禧说：“平时，我很喜欢自己居住的社区，在伦敦忙碌了一天后，可以回到自己位于乡间的小屋和花园，享受栖息于大自然的宁静。然而，疫情期间，我和家人、朋友受到了针对少数族裔言语攻击的影响，社会上层出不穷的暴力事件更是令我震惊，我有时甚至会害怕，万一我或亲人遇到袭击该怎么办？”
根据《卫报》 报道，在新冠疫情期间，英国的反亚裔仇恨犯罪率（anti-Asian hate crimes）增加了21％，记录在案的袭击包括辱骂、殴打等，而发生在网络上的人身攻击更是数不胜数。这令从小生活环境较为单纯的英禧第一次切身体会到身为华裔的不安全感，在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友好态度，其中有多少来自真实的善意和平等，又有多少仅仅出自涵养和社交礼仪呢？当一切“正常”的时候，以英禧为代表的华裔中产阶级可以在自己的舒适区中平安度日，而当疫情激化了现存的社会矛盾，令更多社会主流成员感受到来自健康、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危机时，华裔中产阶级的安全感则如“覆巢之下无完卵”，岌岌可危起来。
英禧在疫情期间自拍的肖像。 摄影：王英禧
我们的对谈不时在英禧的双重身份之间转换，她一会儿谈着时尚和摄影，一会儿又回到自己的律师身份，好像一位转场无需过渡的舞蹈演员。她说，自己在法学院训练出来的逻辑性、系统性思维有助于她在危机中抓住要点，不断鼓励自己和周围人以充满希望的积极心态应对每一天。
在她看来，应对疫情需要抓住以下几个要点：“第一点，通过疫情，我真正了解到一个社会中，人们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如果没有收集垃圾的工人，没有快递员，我们困在家里的生活会变成怎样一番场景？我们将这些工作人员称为“关键员工”（key workers），他们每天都在冒险为大家工作，而平时他们在很多人眼中近乎隐形。这次疫情让我们意识到，一个社会需要确保每个人都受到重视和保护，没有任何人应该是隐形的。”
“第二点，在重新开放前，政府优先考虑的不该是经济因素，而是人民的健康和安全。我们需要听取专家的意见——那些真正有资格的科学家。第三点，每个普通人应当做自己能做的事、该做的事。在至暗时刻，看到最亮的星，负面观点有助于风险评估，但积极思考可以成事，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创作的原因——前方永远有惊喜。在危机中，人们被迫寻找解决方案，很多普通人成了真正的英雄，比如百岁老人汤姆·摩尔（Tom Moore）上尉 通过步行为抗疫成功筹款2300万英镑。”
“最后一点，身为亚裔，我们负有集体责任，确保我们将一个更具道德感、更有同理心的社会移交给下一代。我们需要继续大声疾呼反对种族歧视，并使华裔社区的人们意识到，遭受痛苦的并不只有亚洲人。为了与种族主义作斗争，我们必须为别人发声，就像我们期望别人为我们发声一样。如果我们不去反抗那些歧视与不公，最后的结果将是整个社会的失败。”
英禧特别提及了“遭受痛苦的并不只有亚洲人”，源于当下英国的部分华人认为，少数族裔之间长期以来也存在互相歧视的现象，自己是否应当首先考虑华裔的利益，才有基础为其他受歧视的社区发声呢？而实际上，尽管英国的华裔社区迄今已有150年的历史，华裔在人数比例上，只占英国总人口的0.5%，是少数中的少数。
“人微言轻”是长期以来很多英国华人对自己的无奈定位，他们早已习惯了谨小慎微，低调做人，极少参与政治活动。根据英国选举行政管理协会2006年进行的 一项调查显示，当时大约30％的英国华人不在选举登记册中，因此无法投票，与此相比，未注册投票的比例在其他少数族裔中占17％，在英国白人中仅占6％。
对此，英禧表示，遭受种族歧视和政治参与度低是互相影响的，在她看来，当前美国、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反种族歧视的游行，绝非仅仅强调“黑人的命也是命”，而是通过声援黑人，联合所有支持种族平等的人士与社群；同时，种族平等的理念也并非局限于“种族”，而是关乎“一个社会中，人们是如何相互联系的”。这又回到她所说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应该是隐形的”。
英禧代表了一批受过良好教育、思想进步（ progressive）的英国华裔青年，他们同其父辈都很明白，在英国更为根深蒂固的，不是种族主义，而是阶级主义，而这又进一步解释了，为何已经跻身中产的华裔，鲜少会为其他种族平权发声。与老一辈的华人移民不同，英禧的成长、求学、工作环境中有更多元的文化和结构性的社会问题，她不会孤立地解读疫情期间华裔受歧视这一现象，将矛盾的对立面设在华裔和其他族裔之间。也不会情绪化地处理自身感到的担忧与不快，在自己与他人之间设置进一步的心理屏障。相反，她会用同理心去理解那些处境不如自己的社会成员。她认为自己是幸运儿（良好的家庭环境、优越的教育背景、令人羡慕的工作、丰富的业余生活、健康的身体和幸福的爱情等），绝无道理仅因为种族身份，将自己臆想为种族主义的“受害者”。
这段时间，英禧将注意力转移到巩固自己的社区建设上——尽管现在不能与朋友相见，但她认为，越是在社交隔离令大家感到孤独的时候，越是要尽可能地在心理上互相扶持。于是，她通过报名网络课程，学习自拍肖像，随后将自己拍的照片发布在时尚摄影部落的脸书网页上。这竟得到了许多反馈，朋友们觉得他们也可以像英禧一样在隔离期间自学摄影。于是，这很快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大家通过分享拍摄成果，为彼此提供精神支持，令每个人不再感到孤单。
英禧周一至周五居家完成律师的工作，周末便自学摄影、自己化妆拍摄时尚片。每当有新作，她都会发在网络上。即使无法与朋友见面，她仍觉得自己在社区中有所作为——通过图像讲故事，并与朋友们建立心灵上的联系，以创造力互助。
“每个人应对疫情的方式都不一样，这次公共健康危机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人生中遭遇的头一回，所以不要给自己额外的压力。如果你感到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更有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那就好好躺着休息吧。像我这么马不停蹄是性格使然，如果我不创作，就会感知到工作的压力，反而会休息不好。”
王英禧（右）和朋友们在一起。 摄影：Laura-Amy Beresford
（作者朱晓闻系艺术家、写作者，现居德国柏林。她的个人网站是www.zhuxiaowen.com，微信公众号为Salvia_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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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频道的人”专栏聚焦疫情之下，一群具有跨文化、跨界生活方式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