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加强，世界各国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已形成普遍共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取得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面临十分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污染物排放量位居世界前列。为了应对国际要求减排的压力，中国承担起生态环境保护的重任，对世界环境发展和生态保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2013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27次理事会通过了推广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决定草案，到2016年发布《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的报告，标志着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已被国际社会认同和支持。中国也以实际行动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批准加入了30多项生态环境保护的多边会议或协议书。2015年中国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联盟中的重要推动力量促成了《巴黎协定》的达成，不仅如此，中国还用实际行动坚定地履行了对全球环境治理的承诺。中国正在成为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参与者、贡献者和领导者”。
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地位，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难度之大、决心之深、态度之坚定前所未有；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制定严格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十八届五中全会在新发展理念中纳入了“绿色发展”，全党全国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明显增强。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能源资源消耗强度大幅下降，“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革新层出不穷，共享经济、电子商务等新型产业发展迅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全国资源产出率提高了16.4%，单位GDP能耗下降了18.2%。同时，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京津冀联防联控、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成果显著。相较于2013年，2017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PM2.5年平均浓度下降了37.2%；大多数城市河道开始变清；5年来，治理沙化土地1.26亿亩，恢复退化湿地302万亩，118个城市建成“国家森林城市”。这是不断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意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结果。
虽然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在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方面还存在明显的不足，从总体来看，目前国内的研究成果重复多、创新少。具体存在的不足主要有：其一，学术界对生态文明的内涵与外延、体系构成和标准没有共同的认识，亟需构建生态文明理论体系；其二，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关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客观必然性的论证，研究深度不够；其三，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制度建设的研究方法单一，来自调查研究、实证检验的归纳总结偏少；其四，面对全球范围内开放性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不足。因此，为了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我们不仅需要明确生态价值，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理论，而且要不断创新生态文明评价的研究方法。
一、明确生态价值，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理论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首先是要以人为本，明确生态价值。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一方面要深入研究生态文明建设对其他四大建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影响，以及其他四大建设从各方面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分析与反馈机制；另一方面要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中的生态机制研究，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更加重要的地位，融入到其他四大建设的方方面面，并科学计量资源产品和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
与此同时，要加快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配套理论。加强自然资源产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态环境经济价值损害及补偿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探索从“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的理论机制，为使人们有自觉保护生态环境的动力，积极推动自然资本增值等。以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为核心，开展经济学、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等跨学科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从研究成果和分析方法中厘清和比较不同认识维度的内在差异，基于理论进行实证检验，再通过具体案例总结归纳逐步调整理论，进而明确生态文明的概念内涵并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体系。
二、运用生态经济学理论建设我国生态文明
生态经济学是为可持续发展指导思想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础的科学，而它的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论存在内在的一致性，也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具体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科学。从本质上看，生态经济学是促进发展的科学。生态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在实际经济发展中，人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生态经济系统”中进行的。它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两个子系统交叉结合形成。因此，人的所有经济活动要同时受到自然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两种客观规律的制约。那么，生态环境问题的实质是经济问题，是如何发展的问题。人们是在经济发展实践中建设生态文明的。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来看，人们在实践中所遇到的生态环境问题，实际上都已经不是纯自然的问题，而是加入了人的影响因素的经济问题，也就是如何发展的问题。
三、创新生态文明评价的研究方法
针对现阶段研究方法中难以避免的不足之处，我们认为在未来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更加合理、科学地判断生态文明水平。如果无法明确界定生态文明水平的“分界线”和所处状态，将不利于执政者“因地制宜”地制定针对不同状态生态文明的举措。
其次，由于界定生态文明水平的“分界线”并不确定，在全国范围内存在不同生态文明阶段的省域或地区，因此还需要探索出一种能兼顾不同生态文明阶段的评价标准，从而克服远远未达到生态文明水平“分界线”的区域也参与生态文明排名的问题与不足。最后，在评价范围方面，未来要多关注县市、乡村、社区等微观层面的生态文明评价；在评价指标的选取方面，尽可能多考虑能反映生态文明本质属性的指标，充分体现产业与生态互利共生的特性，反映出生态文明系统内部各要素结构关系；在指标权重的确定上，用更科学的定量方法来确定经济指标和生态指标的权重，使地区生态文明排名与实际建设情况相吻合；在评价方法的选择上，探索兼顾指标法和指数法优势的生态文明评价方法。
作者简介：杜丽群，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系副主任，中国信用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外国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学流派、西方投资理论史、信用理论与政策、环境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