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纳来看，舆论关注的焦点有三个：一、涨价是否违约；二、12小时的免费期是否太短；三、顾客“被使用”丰巢是否合理。
这三个问题性质不尽相同。第一个是个法律问题，和物业怎么签的合同就应该怎么做，从双方的发言来看，合同中未限制能否收费应是事实，如有争端自有司法部门释疑。第二和第三个问题其实是同一性质，都是个市场问题，商家有权决定产品的设计，那么消费者应该也有权利决定是否购买，而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
丰巢涨价的逻辑很好理解，其核心就在于现有模式在当前市场环境下无法盈利。丰巢已经连年亏损，而且亏损是连年加大。据燃财经的报道，2019年丰巢亏损7.81亿元，而2020年的一季度达到2.45亿元。亏损的原因是两方面的。
首先，现有电商市场的现状使得丰巢的盈利空间极小。对电商平台而言，价格越低越好。因此它们极力打压价格，一方面对商家压价，另一方面就是压低物流成本。快递小哥一单大概挣1块钱，如果放到丰巢，就要分走3到4毛钱。也就是说，从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快递小哥为了多送几单愿意分一部分给丰巢，但是这也决定了丰巢议价的天花板是很低的。其次，丰巢这种模式是纯重资产运营。固定成本投入很大，还要给物业一定的入场费。两个因素叠加，盈利可能遥遥无期，涨价成为必然的选择。
但是涨价是否可行，丰巢未必能自行做主。理论上说，只要与物业或者业委会的合同没有限制丰巢的经营模式，那么丰巢就可以涨价。如果它的价格消费者不接受，那么消费者可以不用。如果在未被告知的前提下被动使用还需要付费，消费者可以捡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照此剧本演绎，最后无非两个结果：
一、电商平台和物流公司结盟，在购买条款上强加放入快递柜的选项，这固然会引起消费者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估计最终也不得不接受；
二、如果消费者就是不买单，那么丰巢无法盈利，退出市场。很显然，这些都谈不上双赢。
既然纯市场化的道路不太好走，那引入部分非市场化的因素，也许会为这个困局提供一把钥匙。从最基本的角度来看，政府自然可以成为买卖双方争端的裁决者——事实上，最近两天已有多个省份的行政主管部门对此发声，基本态度都是明确界定了快递配送应有的标准，在入柜之前应明确告知收件人。但是，这样简单的判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收件人还是没有选择权。这次的争端之所以成立，其前提是类似丰巢这样的企业所提供的服务确实被社会所需要，对于个人客户来说，丰巢未必是刚需，但是对电商、物流行业而言，丰巢一定是刚需。
当前的疫情，也许能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一种思路。疫情期间，非接触式送货成为唯一选择。事实上，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最后一公里的物流成本，对于政府目前大力发展的“在线新经济”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随着疫情可能长期存在，消费者的习惯也在逐渐调整和适应。在此背景下，政府在介入这一问题时可以站得更高。 智能快递柜这一类的非接触投递设施完全可以定性为公共设施，类似充电桩。这样一来，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市场问题，而是政府应该积极参与的公共服务问题。换言之，快递柜从一个自由市场转变为政府规范的市场，和水电气以及出租车行业一样。
政府的规范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对公共设施的规范。也就是说，什么地方必须配备该设施。这种规范直接从行政手段解决了入场费的问题，并且提高了市场占有率，从而降低成本。当然，这一类市场往往有准入的限制，政府可以通过招投标来选定商家参与，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市场的竞争。
其次是对价格的规范。这也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政府或者行业协会可以参与快递柜公司与电商平台的协调，以合理分配物流部分的价值收入。另外，政府也能必要时出手，合理平抑快递柜公司的收费，降低消费者损失。而政府通过这样的形式介入在线经济的基础设施，也能为促进在线经济的发展培育更好的氛围。
以笔者的看法，可能非市场的解决方案才是类似丰巢这样的快递柜公司的最终存活之路。而政府也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进入市场，结果将会是社会，公司，个人的三方获利。
（作者陈歆磊为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