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天疫情数字的攀升，都令我们既倍感痛心，又难免紧张。但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安静的等待就是对防疫最大的支持。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记录是一种见证，阅读是一种战斗。而对于那些感到茫然无助的人来说，书籍、影视等艺术作品更可以给我们的心灵带来安顿和从容。
本期“疫期读书”，我们采访到的是知名学者、诗人余世存。在疫情中，家乡是湖北随州的余世存，也有过病毒潜伏期的紧张。因为去过武汉，他在这些日子里跟疫区人同心同理。疫情暴发后，他写下了《君子居易以俟命》一文，希望尽一份知识人的力量。
这个春节，在关注疫情动态之余，余世存还在阅读宗教与世俗方面的书籍。在《世俗主义之乐》中，他看到西方人为当下生活赋予意义的思考。他认为，“世俗主义是一种积极而必要的人类状态，我们活得并不容易，但这个世界仍有价值，它可以是美好而快乐的。”对于疫情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呼吁社会能形成一些最低限度的共识，充分信赖并利用好市场与社会力量。
余世存：作家、学者，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的思想者之一”，著有“立人三部曲”、《非常道：1840—1999年的中国话语》《老子传》《人间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家世》《时间之书》《一个人的世界史》等作品。
“世界历史就是世界的法庭”
新京报：这个春节假期，你是怎么度过的？
余世存：这个假期，我跟家人在一起。因为儿子才一岁半，每天基本上围着他转了。
新京报：春节假期在读什么书？它们给了你什么启示？
余世存：读了《思复堂遗诗》《陕西佛寺纪略》《世俗主义之乐》等几本。都是随机的选择。
《思复堂遗诗》是唐君毅先生的母亲、王康先生的外祖母陈大任先生的诗集，陈先生只是一个家庭妇女，但她能在平凡的日子中见道证道，非常了不起。《陕西佛寺纪略》是康正果先生的祖父康寄遥先生为陕西地方政府写的佛寺传记，从中串联起中国佛教流传史。
《世俗主义之乐》是一部文集，是西方人对当下生活赋予意义的思考，告诫人们注意世俗和宗教施魅的危险性，说明世俗主义跟宗教的关系，世俗主义是一种积极而必要的人类状态，我们活得并不容易，但这个世界仍有价值，可以是美好而快乐的。
新京报：春节期间看了什么电影或电视剧？为什么选择这些影片？
余世存：宫崎峻的作品，主要是讲给儿子。
新京报：是否有在写作什么作品？在这个特殊时期，做这项工作是否有何特殊感受？
余世存：大年初五的时候，写过一篇《君子居易以俟命》。2003年“非典”暴发的时候，我是三十出头的年龄，我那时能感受到自己和周围人的恐慌，所以一度给几个知识界的学者写信，希望他们能“安魂”。现在，是又一次家国社会的特殊时期，我明白，政府力量、志愿力量、专业力量、企业力量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知识人也能发挥作用，我写这篇文章也是希望尽自己的力量。
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到，“世界历史就是世界的法庭。”有别于文明史前期的末日审判，现当代史一直有着历史审判的功能。“人相食，是要上书的。”突发事件不仅是世界的临时法庭，也是生灵们表演的舞台。长达十天二十天的“坐家”生活，并未诞生出多少作者，大多数人仍只是不太及格的读者。我们没有当下的《以自由看待发展》，我们没有今天的《存在与时间》，也没有自己的《十日谈》……
“未来或许都会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羞耻”
新京报：你对疫情有持续关注吗？是否有做日常的记录和观察？
余世存：跟大家一样，我也一直在持续关注。我注意到一个现象，有些“80后”、“90后”的年轻人，尤其是女同胞们，在志愿救助方面非常投入、非常有专业精神，他们很了不起。我没有做日常记录，但我也有过病毒潜伏期的紧张，因为我去过武汉，这些日子里跟疫区人真是同心同理。我担心自己被感染，并传染给亲人和周围的人群。我更多地参悟自己的天命，如果我此时“挂了”，我是否得其所哉而能息焉。
所有活过此次疫情的同胞们，未来或许都会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羞耻，我们对外人、对后人都有一种难言的隐痛，我们不能坦然地说自己是完全正直、智慧和高尚的人。这次疫情中所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其实我们多少都有一份责任。我们文化和社会人格中的罪错，并没有得到有效地清理和救赎。
新京报：对于此次疫情的暴发和应对，你认为最需要反思的是什么问题？有什么政策上的建议吗？
余世存：全社会应该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人人都可以说话，人人都应该说出自己的话。我们说话不是为了说出正确的话，不是为了说出别人的话，不是为了发出一种有标准答案的声音，而是说人人都有说自己话的权利，包括有说错话的权利，只有允许人们说错话，大家才能不断地提高自身和社会的辨识力。
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我也注意到，在朋友圈中，甚至在一些志同道合的群里，也经常有人因为说错话被孤立甚至不共戴天的现象，说明党同伐异、不能容纳异己仍是我们社会的通病。就像有人说国人不会开会一样，我们现在其实还不懂得如何说话，还不懂得尊重自己并尊重他人。
在政策建议方面，应该放权，把很多事情交给社会力量来做。想想看，现代国家在外面打仗，军火和补给都可以交给私人企业来做；我们抗疫，更应该信任社会的能力。
历史的钟声不断敲响
新京报：在防疫期间，有没有值得推荐给读者的书？
余世存：这个特殊时期，许多企事业单位按下了暂停键，是17年来，或者说40年来高速发展过程中的休止。我个人还是希望读者能读读拙作《己亥：余世存读龚自珍》，或直接读龚自珍的《己亥杂诗》，我的这部书是龚自珍的个人传记，又是一部人生社会的回顾。
龚自珍是跟雪莱、海涅、雨果、赫尔岑同时代的人，他对民族启蒙的意义高于这些人，他的《己亥杂诗》是诗体的《往事与随想》，龚自珍比其他人更贴近我们现当代人的心灵。很多人在2019年重读他的诗，比如北大的辛德勇先生每天抄一首，贵州师范大学的唐定坤先生把龚自珍的三百多首诗全和了一遍。己亥串联起戊戌和庚子，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今天似乎都明白，这三个年份的时间有一种逻辑和理性之外的力量，认清这种力量是中国文化的智慧，也是现代人的课题。
《己亥:余世存读龚自珍》，余世存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
历史仍在展开。在知识大规模下移的过程中，我国人从未有今天这样庞大的知识群体，无论是高知群还是小平头知识人，我们需要思考该如何推动自我和他人的生命完善。如龚自珍所意识到的文字缘同骨肉，如他为万千民胞找到的共情：消我关山风雪怨，天涯握手尽文人。
我们见证、参与大时间，我们成全、欣赏时间的玫瑰。
采写丨何安安
编辑丨徐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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