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某京户籍地是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双龙镇，近年来长期流窜于四川宜宾、云南水富等地行窃。4年时间里，她至少被救助过130余次，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记录。2019年年初，她被送进遂宁一所工读学校，但没多久就通过精心策划，打开手铐躲过看护人员的看管，“逃出生天”，继续混迹社会盗窃作案。
近日有媒体记者采访到她，并与其共度了一个晚上，向读者展示了这名非典型少女的非典型人生。虽然只是一个横切面，但信息量已经很大。比如记者发现她热爱夜生活，敢于搭讪只有一面之缘的男青年，但她其实不仅缺乏亲情关爱，连朋友也没有。
罗某京点了龙虾，邀约“一见钟情”的小伙吃宵夜
“夜经济”是2019年的一个年度热词，但“夜经济”的倡导者可能想不到，最后为“夜经济”买单的是罗某京这样的社会边缘人。历史告诉我们，不管你看或者不看，边缘人都在那里，而且依他们的逻辑成长着、移动着、变化着，他们不仅会彼此相遇，而且会作为一个整体与主流社会不期而遇。
这些边缘人的命运不仅与我们的好奇心和同情心有关，因为他们本就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他们也将永不停歇地与塑造他们的环境互动。
以罗某京为例，和众多问题少年一样，她身后有一个城市化大潮中的破碎家庭。罗某京的父母在浙江打工认识，恋爱同居，还没结婚就生下了她。在妹妹出生后，罗某京的父母因家庭矛盾而分手，母亲带走了妹妹，从此消失。父亲将罗某京带回四川老家，交给弟媳抚养，自己常年在外打工。婶婶患病去世后，当时只有5岁的罗某京便跟着爷爷生活。
罗某京的偷窃习惯从小养成，“饿了拿人家东西”“总能拿到邻居钥匙”。“小树苗”长歪，与长辈的教导方式不无关系。据当地村民反映，罗某京的爷爷特别护短，要是有人说孙女偷了东西，他并不会责备孙女。邻居们甚至给这个女娃取了绰号“飞人”或者“天上人”——寓意无法无天、无人能管、无影无踪。
“天上人”真是一个绝妙的比喻，无意中说出了这类边缘人的核心特征：没有根基。他们的父母来自农村，在城市谋生却无法在城市扎根，不能在城市里为下一代提供稳定的住所遑论受教育的机会。于是罗某京们成了留守儿童，隔代抚养是常见的景象，但是农村安置得了他们的肉身，却安置不了他们的灵魂。
罗某京“老家”，其实是她叔叔的房子
农村孩子沉迷手机，留守少年“弑母”惨案，留守女孩被胁迫侵犯……这两年的社会新闻传递出一个信息，当年的留守儿童已经长大，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没有长好。媒体和学者昨天的悲观预言正在成为今天的现实。
农村的老人限于自身的受教育水平、精力体力，很难对孙子孙女进行有效管束。这些孩子对父母陪伴的渴望而不得，更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当他们长到十几岁的年纪，农村的家庭和学校再也拴不住他们，他们便会成为农村社会的小“流民”，或者身无长物地奔向那曾经“夺走”他们父辈的城市。
谋生乏术又缺乏家庭善意“羁绊”的年轻人，很容易迷失与“学坏”。从这些问题少年身上，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若隐若现的流民社会身影。
罗某京作案时曾被监控拍下
这些“虽迟但到”的教训告诉世人，公共政策的制定不能只考虑一时一地的成本与收益，而应该把社会看作一个统一连贯、休戚相关的整体。在一个地方节省的成本，换个地方要加倍偿还。所以从一开始就迎难而上可能反而是最经济的。比如在城市的制造业渴望农村廉价劳动力的时候，也应该考虑到“劳动力”也有安家落户、抚养子女的需求，而不应该等到房地产去库存的时候再想到这一点。
对于那些已经被社会发展的离心机甩出去的年轻生命，当然不能轻易放弃，对他们的矫治和帮助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管理思维也要与时俱进。我发现，当前的管理仍有很强的户籍制色彩，也就是发现问题少年之后便“遣送原籍”。然而他们的原籍地本就是欠发达地区，自然缺乏相应的人力物力资源，这种办法依旧是转移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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