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非逃离审判，而是逃离不公正与政治迫害。”戈恩在2019年12月31日发布的声明中写道，“我人正在黎巴嫩，已不是有罪推定、无视我基本人权的日本司法制度的人质。”
仍处于保释期的戈恩究竟如何逃过出境管理离开日本仍然不为人知。路透社1日报道称，戈恩的出逃对于日本的司法体制是一场震动。
在日外国籍被告未来想获保释将更加困难
戈恩的律师团成员之一、日本律师弘中惇一郎2019年12月31日在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等媒体采访时称，戈恩的出逃不可原谅、“是对日本司法制度的被背叛”。
黎巴嫩和日本之间没有引渡条约，日本同志社大学法学院教授科林•琼斯(Colin Jones)1日向路透社表示，这意味着戈恩已经成功逃离了日本的司法体系，这可能会扭转日本近年来准予更多保释的趋势。
“我认为，在日外国籍被告未来想获保释将更加困难。” 琼斯说。
依据日本法律，嫌疑人被逮捕后，司法体系应在他被证实有罪之前默认他的清白。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在起诉后、审判前，日本检方给予保释的情况很少，对于像戈恩一样坚称清白的嫌疑人，拒绝保释理由通常为担心被告出逃、篡改证据或试图影响证人。
原东京检察厅特搜部担任调查员、日本律师高井康之(Yasuyuki Takai)在接受NHK采访时表示，戈恩案(给日本司法体系)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即是否可以继续对保释申请宽大处理的趋势。
他说：“律师和检察官需要迅速想出新的法律措施或制度，防止此类逃脱再次发生。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我们应该仔细考虑暂停这种宽大处理的趋势。”
日本“人质司法”再遭质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采用新宪法前后，日本的刑事司法引入了美国的当事人主义。日本网(Nippon.com)2018年9月援引日本白鸥大学法学系教授村冈启一的话说，但由于职权主义思想以及传统等深层次观念并没有发生变化，日本的刑事司法变成了一种“虚拟当事人主义”。
村冈举例称，在侦查阶段，办案人员为获得嫌疑人的主动招供，可在不允许辩护人监督的审讯室(密室)中进行审讯，法院也允许这样做。另外，在公审阶段，依赖于供词、以推定有罪为前提的审理行为，以及法官指挥诉讼的行为，都存在问题。
在日本，检方有权决定嫌疑人能否与律师见面，以及是否让律师参与检方审问嫌疑人的过程。否认指控罪名的嫌疑人通常会被长期拘留，并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受到严厉的讯问。批评者认为，这是一种“人质司法”。
据《日经新闻》此前介绍，通过长期限制人身自由迫使嫌疑人坦白的调查方法被称为“人质司法”。日本人权团体、律师与法律学者多年来一直批评日本刑事司法体系有罪率高达99.9%。他们认为检察官被赋予了太多权力，指责其依靠长期的拘留审问，过分依赖“认罪供词”。
英国广播公司(BBC)2013年一则报道称，日本社会对警察和司法体制抱有极高的期待值，认为他们从来不会犯错。犯罪嫌疑人一旦被捕，将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公众和媒体通常会默认他们有罪。在部分案件中，一些认罪的嫌疑人随后被证实曾被逼供以及检方存在误判、错判情况。
据《纽约时报》2018年介绍，观察日本以往的案件，未经指控就被拘数周的企业高管里，戈恩并非首位。
在戈恩案中，他于2018年11月19日被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逮捕，之后被日本检查机构指控犯有多项罪行。继两份保释请求被驳回后，直至2019年3月6日，戈恩在缴纳1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400万元)巨额保证金后获得保释。
戈恩首次被捕后一直在接受调查。据《纽约时报》2018年12月19日报道，调查期间，戈恩被拘留在东京的一间监狱，每天都在接受检察官审问，其间不被允许让律师在场，且无法与任何家人联系。
首次获保释时，《日经亚洲评论》2019年3月7日分析称，戈恩案似乎动摇了日本的“人质正义”。戈恩在被监禁108天后被保释，国际社会针对日本“人质正义”的批评可能发挥了作用。
但同年4月4日，戈恩第四次被捕，同月25日缴纳5亿日元保证金后再度获得保释，他被禁止未经许可出国及与妻子见面等，只能待在日本东京的家中，不得与他人联系。
日本法院原定2020年4月开庭审理戈恩一案。《华尔街日报》称，若戈恩仍留在日本，其被控4项罪名让他面临最高15年的有期徒刑，并且被定罪几率接近100%。
据路透社2日消息，戈恩的一位律师1日表示，戈恩将于1月8日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召开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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