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时，他挨着猪贩子站着，紧盯称上的标尺。“265公斤，3头。”猪贩子冲记账的伙计喊道。
朱汝强鼓着双颊，站过去调整了下秤砣，瞪着眼吼，“280公斤！”猪贩子挠挠头，瞟了他一眼，讪笑着让伙计改过来。
这次卖猪之前，他已经三个月没卖过猪了，对斤数和价格抠得很紧，不容一点误差。朱汝强今年61岁，在广西省玉林市博白县开办养殖场近 20 年，经历过各种疫情、政策变化和猪肉价格的周期性波动。
去年8月，辽宁沈阳发生第一起非洲猪瘟疫情，这是中国首次发生该疫情。此后，疫情扩散至全国。
农业农村部通报显示，截至11月21日，共报告发生160起非洲猪瘟疫情，扑杀生猪近120万头。有专家接受采访时称，从数据来看，国内生猪总体产能减少三分之一。
很多养殖场遭受亏损甚至倒闭。朱汝强的养殖场在疫点之外三到十公里的范围内，属于威胁区，不受扑杀政策影响。但他担心感染，低价处理了上千头猪，损失了 200 多万元。养殖场只剩约 200 头猪，且大部分不足斤。
由于全国生猪存栏量下降，9月底，广西省的生猪出栏价格从六元一斤涨到十几元。这对朱汝强一家来说是个机会，他挑出 20 头壮点的猪卖掉，以重新养殖。
跟猪贩子结完账，妻子陈冰发了条QQ动态，“今天猪价15元（每斤），卖20头，收84360元。”好几个朋友留言，恭喜他们“发财了”，开玩笑说她养的是“金猪”。
陈冰把手机拿给朱汝强看，两人笑了笑。这8万多块钱，包括剩下的100多头猪，是他们复养的本钱，朱汝强称之为“最后的希望”。
这是搜狐新闻年终策划《无名之辈》的第6篇
原标题：《一个养猪家庭的 16 年》
2019年9月，朱汝强从养殖场剩下的两百多头猪中挑出 20 头卖掉。王丹妮摄。
猪王
朱汝强的人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跟猪打交道。
2000年，朱汝强从政府部门调职到一家国营的外贸商品猪养殖场工作，在博白县政府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2003年，连年亏损的养殖场面临“转制”。45岁的年纪，他成了下岗工人，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有领导建议他把养殖场租下来。
朱汝强没接触过其他行业，养猪是村里最常见的行当，几年下来，他也积累了些养殖经验，以及广东和香港地区的销售渠道。继续养猪，成了“最稳妥的选择”。
他和妻子陈冰把房子抵押贷款，凑了 30 多万元，开起了自家的养殖场，自此扎进市场化后的中国养猪业。
生猪产业市场化始自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生猪预警网首席顾问冯永辉介绍，计划经济时期是散养模式，“几乎没有规模猪场”。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逐步发展，人均收入增加，猪肉消费增长，出现了第一批规模化养殖场；尤其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大量农民转移到城市，城镇化快速发展，散户越来越少，同时市场和社会被激活，规模化的养殖场越来越多。
猪成了朱汝强一家的重心。他每天在猪场吃住，和技术工人学习喂猪、配种和管理。妻子陈冰在县城的一所学校当英语老师，放假就去养殖场帮忙、做饭。
朱汝强喂猪。王丹妮摄。
2006年，原先的养殖场租约到期，他在老家村屋附近买下一块40亩的地，作为养殖场。规模一直在扩大，陈冰记得，基建一直没停过，从最开始的6栋猪舍增加到现在的13栋；猪场也形成了种公猪、种母猪自繁自养的规模养殖。
2008年，养殖场的种母猪数量增加到 750 多头，年出栏肉猪超过1.5万头，工人数量增加至 20 多人，五年产值达到2500多万元。“新华社都来采访过！”提起曾经的辉煌，朱汝强笑的眼睛眯了起来。
在那篇报道中，朱汝强作为下岗工人奔小康的典型，被称为当地“猪王”，“下岗不可怕，市场经济给许多人带来机遇”，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随后几年，朱汝强常常代表当地养殖大户到市里和省里开会，还有人邀请他去褚橙庄园参观，朱汝强忙得抽不开身，没去，常常感到懊悔。褚时健——曾经的“烟王”，后来的“橙王”——是朱汝强的偶像。他想像褚时健一样，“干一番大事业”。
和猪有关的记忆
博白县位于广西东南部，是世界第一大客家人聚居县，农村养猪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上千年前。博白县也是国家生猪调出大县, 曾被称为“广西生猪养殖第一大县”。
“猪粮安天下嘛！”朱汝强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在他记忆里，爷爷那一辈就在养猪，家家户户都会养上几头猪。
在客家文化里，猪是年节的祭品。朱汝强记得，每年从腊月中旬到除夕，家家户户杀猪。朱氏宗族的几十个亲戚聚到院子里，在树底下架起锅炉，一大盆猪血煮熟后，一人分一碗，图个“红红顺顺”。
和猪有关的记忆，几乎成了妻子陈冰成长的刻度。母亲不识字也不计数，提起她的出生，逢人便说“是猪肉最贵的一年”；婴儿时期，母亲外出没人喂奶，父亲找来一块肥猪肉煮烂喂她，“后来我看到肥肉都怕”；七十年代，她和妹妹去生产队收红薯苗，拿回家喂猪。夜里坐在灶台前剁红薯苗，她又饿又困，一打盹儿，割到手，食指到现在还留着疤。
陈冰的两个弟弟也选择养猪，一个弟弟将之作为主业，一直养到现在，“最多时有100多头母猪。”
养猪的日常琐碎耗时，投入大。朱家县城的二层毛坯房住了18年没装修，期间马路拓宽，周围的商铺林立，邻居家的房子修到了五层高。陈冰提过很多次，想装修旧房，或者买套新房，但朱汝强坚持把钱优先投入猪场。
2013年，朱汝强按政策砍掉老家后山的桉树林，拿到100万元补贴，陈冰坚持拿出三十万，把县城的毛坯房修到了七层，还付了南宁一套房子的首付。
养猪以后，朱汝强一家也很少有机会再跟亲戚们一起吃年夜饭，几乎年年春节都在养殖场过。
女儿婷婷记得，每一个新年零点钟声响起，电视机里传出《难忘今宵》的歌声，村里家家户户的房顶都腾起烟花，他们却在猪舍里守着母猪生产。
儿子小雨 22岁，从初中开始到养殖场帮忙。2019年猪年除夕，他在猪舍值守半夜，正逢立春，小雨给其中一只新生猪仔取名“春生”，小名“三十”。他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小猪吃奶的照片，“春生，你欠我一顿年夜饭。”
像县里很多养殖场老板的儿子一样，初中毕业后，学习成绩不好的小雨选择了畜牧学校读中专，两年后去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读大专。
陈冰觉得这一行太苦，劝了几次，但儿子坚持认为这是一个稳妥、有发展前景的选择。儿子和她说，回来接手干，你们可以放心退休了。“等我干两三年，就能买辆宝马。”
“这一年是个坎儿”
平均两年到三年，猪肉价格会经历一轮周期性波动，业内称为“猪周期”。
据新华社报道，国内生猪价格在2011年9月至2014年4月经历过一轮下跌周期。具体到朱汝强的记忆里，猪价跌至谷底，是在2014年夏天：一直维持在 11 元/公斤左右。
这是他经历的第四次猪周期了。有些小散户资金不足，低价抛售生猪。朱汝强借钱维持。陈冰办了24 张信用卡，最缺钱的时候，工资卡都被拿到银行抵押。
小雨对行情和前景失望，几次跟陈冰提出想换专业，没等下定决心，几个月后猪价逐渐回弹。朱汝强通过熟人把猪卖到广东地区，还清欠款，又把剩下的资金重新投进了养殖场。
在朱家经历这轮价格涨跌周期的过程中，针对养殖行业的环保政策出台了。
2014年，《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正式施行。
2010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资料显示，畜禽养殖业COD（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已经占农业污染源总量的96%，超过全国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COD排放量。
此后，一系列政策相继出台，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划定严格的“适养殖区，限养殖区和禁养区”，优化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区域布局。
“养猪行业有了门槛，进入了一个重视发展质量的新阶段”，中国生猪预警网首席顾问冯永辉说，“对所有养殖户来说，这一年是个坎儿。”
公开资料显示，博白县的相关整治行动一直持续至今。
一批中小散户首先受到冲击。工人张婶工作的上一家养猪场，从2016年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整改，包括沼气池修建、污水处理、尝试种草养猪模式。老板种下的草苗还没长起来，养殖场就因资金问题倒下。
陈冰弟弟家的养殖场在禁养区，按照规定清拆，得到每平方米 80 元的补贴。
类似朱汝强这样的规模化养殖户，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正在改造中的高架床猪舍。王丹妮摄。
配合整改，2016年，朱汝强花八十多万修建了四栋高架床猪舍，二楼养猪，一楼堆肥。年底，养殖场被评为省级标准化生猪示范场，申请到的 50 万元补贴都投入到环保整改中。
2017年，养殖场因外排养殖废水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超标，罚款 84000 元。朱汝强拿出十几万元，新建了一个废水处理系统。
应对检查成为最耗费心力的事情。2018年，整治行动力度加大时，几乎天天有人来检查。一下雨，养殖场氧化池里的污水就溢出来。夏天午后常常有暴雨，陈冰听见声响，立刻从床上“弹”起来，打上伞，握着镰刀蹲到门口的水沟边，砍割阻塞排水的杂草，生怕因排污被举报。
系列环保政策实施后，冯永辉总结，“规模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淘汰了一批不专业的小散户。”
农业部数据显示，2015 年，有近 500 万散养户退出畜禽养殖业。截至2017年，全国划定的禁养区 4.9 万个，面积 63.6 万平方公里，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21.3 万个。
现在回想，陈冰觉得，2016年和2017年是最好的年头了。“养殖场建设趋向完善，资金投入的压力减轻，日子安稳下来”。夫妻俩还有时间跟着饲料厂或兽药厂商的旅游团国外旅游。时间最长的一次，他们在美国玩了15天。
儿子的成长也令陈冰欣慰。2017年寒假，小雨在养殖场帮了两个月的忙，喂猪、挑粪、锄地，什么都干，她感叹“儿子长大了”。陈冰给他建了个相册，取名为“多姿多彩的2017年”。
“那些猪根本没做错什么”
猪瘟最开始在遥远的北方确诊，禁止和限制生猪跨省调运后，部分南方市场供应吃紧，价格上涨。朱汝强打算“搏把大的”，在2018年底新进了134 头猪。
编号 3058的母猪是其中之一。2019年1月6日成功配种，不出意外，她会在 5 月 1 日生下一窝小猪仔。但在3月中旬，她最先出现发热的症状，两天后死亡。
没有人能确定死因。朱汝强把死猪送到检疫站检测，没查出问题；儿子小雨把死猪解剖的视频发给专家，也说不出原因。
此时，全国多地发生非洲猪瘟疫情。博白县尚未确认疫情，扑杀政策也还不明确。
半个月内，又有猪相继出现发烧、流产等情况。
担心有猪感染猪瘟，朱汝强组织工人到处撒石灰，包括生活区。进出车辆用消毒水喷洒车轮，工人进出养殖区换滚烫的开水泡过的衣服和鞋子。女儿婷婷记得，整个厂都是一股消毒水的味道。
陈冰和张婶在养殖场喷洒消毒水。王丹妮摄。
那段时间，朱汝强整天吃不下饭。不到一个月，他瘦了二十斤，头发染过的颜色褪去大半，露出根部的灰白色，皱纹堆在眼角，眼袋垂下来，“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没了”。女儿感觉父亲“一下子老了十岁”。
陈冰变得急躁，总是“说话带刺”，“心里压不住火。”有天，她买来一个电饭煲，婷婷不会用，盖不上盖子，朱汝强坐在桌边打趣，“白买了，哪买的送哪去。”陈冰情绪爆发，哭着骂他嘴毒。“她肯定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哭，就是想发泄情绪。”婷婷说。
紧张氛围一度在坊间蔓延，消费者担心影响健康减少猪肉购买。今年5年，与博白县相邻的合浦县查处过一起谣言：预防猪瘟，给猪吃断肠草。有人吃了这样的猪肉全家死了。
朱汝强起初还能以低价卖出一些猪，后来几乎没人敢买。4月，小雨和工人把整个养殖场的猪检查了一遍，挑出 200 多头体质弱的，处理掉了。
“仔细想想，那些猪根本没做错什么。”他沉默半晌，“它们一辈子都在这个猪场，除了吃就是睡，有一天病了，或者担心感染，只能被扔掉。”
朱汝强开始“病急乱投医”。一个有十几年交情的兽药销售员给他推荐了一款“保健品”。“用了不一定有效果，但不用肯定没效果”，25 元一剂，朱汝强花掉几千元。陈冰和小雨气他“买了一堆没用的东西”。
博白县的第一起疫情公布于 5 月 27 日，农业农村部网站通报，旺茂镇某养殖户的生猪存栏1头，发病1头，死亡0头。博白县政府在网上公布了《关于封锁非洲猪瘟疫区的命令》。7月24日，该封锁令正式解除。
当时，朱汝强养殖场里的上千头猪已被低价处理掉，大部分猪舍空置。
养殖场也空了。工人们陆续离开，只剩下张婶。“曾经有十几个工人，干得最久的有两年。每天同吃同住，像家人一样。”婷婷觉得心酸，“如果还有猪的话，大家也不用走。”
被清空的猪舍。王丹妮摄。
关于猪的不同选择
广西的雨季延续到九月末，每天傍晚，阴云一聚拢，密密麻麻的雨点子就砸下来。
白天大部分时间，小雨在房间睡觉。今年七月，他从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班主任在毕业典礼上很沉默，同班四十多个同学选择养猪的人不超过五个。
近几个月，他基本一天抽完一包烟。“一毕业就失业”，他把烟递到猪的嘴边拍了张照片，“你我皆遭灭顶之灾，请你抽根烟吧。”
朱汝强也在重新思考做什么。在博白县，很多猪农都不干了，有的把场房出租，有的清空猪舍，改行养鸽子。
一想到两百万的损失，心口就一抖，“宁愿乞讨也不养猪了”，朱汝强撂下一句狠话，开始四处考察新的行业。想过养鹅、养鱼、跟亲戚合伙开不锈钢门制造厂，但“隔行如隔山。除了养猪，我也干不了别的”。
直到接到一家技术公司的参会邀请，朱汝强才恢复了些信心。
7月26日，朱汝强和陈冰受邀去广西贵港市参加一家公司组织的“仔猪播种复产大行动”交流会议。总裁站在鲜红色的PPT背景屏幕前，高声向养殖户们推介一种新型养殖模式——“铁桶计划”，即建造像铁桶一样密不透风的全封闭式猪舍。老鼠、甚至苍蝇蚊子都进不去。
朱汝强61岁了，决定再“博一次”。
朱汝强按照“铁桶计划”对猪舍进行改造。王丹妮摄。
小雨不相信这种方式，几轮周期性的价格波动、政策变化和疫情等因素让他没了信心。他开始顾虑，是否真的想走上父亲曾经走过的这条路。
近二十年来，朱汝强把所有金钱和精力放在猪身上，家庭的命运随着猪颠簸浮沉。小雨觉得他对家庭“有一份亏欠”，“赚得再多，家里要用钱时拿不出来，有什么意思呢？”
小雨估算，把剩下的200多头猪卖掉，加上一些厂商的欠款，以及出租养殖场的租金，200多万的债款很快可以还清。有个同学家的养殖场准备出租，4000 元一天，一年稳赚 140 多万。“现在该有的都有了，是不是该稳一点呢？”
3月底，小雨开车送技术工人离开，汽车飞驰在二级公路上，他感觉工人“离自由越来越近”。“我们年纪差不多，他每月拿七八千块钱的工资，有点小存款，不用担心这些病啊灾的。”他开始羡慕这种“稳定的生活”，他还想过，跟女朋友一起在生活节奏较慢的三四线城市开一家奶茶店。
“没出息。”朱汝强这样评价儿子。在复养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他们频繁地发生争执。小雨觉得，年过半百的父亲像个“激进的年轻人”，“总想闯出一番大事业”。朱汝强觉得，二十多岁的儿子没有上进心。他原本计划把欠款还清后就把养殖场交到小雨手上，但现在，他起码得“再干三年”。
8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要综合施策恢复生猪生产。加快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发放，发展规模养殖，支持农户养猪，要求各地取消超出法律法规的生猪禁养、限养规定。与此同时，将仔猪及冷鲜猪肉运输纳入“绿色通道”政策范围，降低物流成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祖力认为，2020年猪肉价格仍将维持高位，行情预计好于2019年。
在复养大会现场，朱汝强没询问小雨的意见，直接跟公司签约，交了 2 万元定金。“迎接养猪暴利时代的再次到来。”话音落下，会场上响起掌声，朱汝强和一大批养殖户一起，加入了生猪复养大军。
2019年7月26日，“仔猪播种复产大行动”交流会议现场。图片源自网络。
【无名之辈2019 卷首语】
这一年，许多事始料不及。我们选择记录一些个人和群体，他们不是显赫之人，性格并非无懈可击，可他们被卷入时下潮流的这件事，可能是他们一生中的壮举。
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上，作家残雪位列三甲。在严肃文学没落的今天，这位不混圈子的少数派迎来了被公众关注的意外时刻。
这一年，饭圈女孩“破圈”而生，向主流世界展示了她们意义含糊的影响力。
因为一次有代价的见义勇为，“路人甲” 赵宇见证了司法实践与社会心理的碰撞。年终，他登上了颁奖台，是结束，也是新生活的开始。
“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成为这一年的流行语。它源自朱一旦，这位土味富豪戳中了年轻人，而对他来说，这只是枯燥生活中的一次偶然。
这一年，引领中国新生活方式的事件非属上海的垃圾分类不可。数十万引导员中不乏回沪知情的身影，时隔四五十年，他们再一次响应国家动员。
当然，不应该忘记，养猪大县广西博白，一个养猪户是怎样度过这样一个不平凡的“猪”年。
2019年行将结束，可只要瞥见那潜伏在喧腾表象下的真实，“无名之辈”就总会被认出来。
人有所忘，史有所轻。岁月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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