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写作也很狂，技法多样，被贴上过后现代、魔幻现实等标签，过去一二十年又不断呼吁：我们到底是用汉字写西方小说，还是在写我们自己的小说？
台湾作家张大春素有“老顽童”之称，好故事，擅书法。今年4月，张大春大陆首次书法个展“见字如见故人来”在北京时间博物馆展出，反响热烈。最近，张大春的书《认得几个字》由理想国再版。谈起汉字来，张大春调皮可爱，而谈起小说来，张大春也着实狷狂生猛。
《认得几个字》，张大春 著，理想国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11月
采写 | 新京报特约记者 徐振宇
即便是一次短促的采访，我也为自己的提问是否会触怒张大春而忐忑不安，据一位采访过的记者所说，张大春骄傲、敏锐，厌恶千篇一律的提问，如果是一个笨问题，他会感到不悦。
另一个令人焦虑的原因，是如何描画一个清晰的张大春？他同时被视为顽童、侠客和狂生，以小说家扬名，却在电台说书十多年从未停歇，直言自己对知识分子四个字高度怀疑，却习惯在互联网上批判时事：批评台湾教育部“倒煤”“倒霉不分”“没出息”；做电台节目，与嘉宾一起痛骂民进党前主席最终被告上法庭；面对读者亦丝毫不让，“读者不是平白无故当的，他妈的他是消费者，花钱不见得就是大爷，他是要有文化准备的。”
张大春（1957-），台湾小说家，祖籍山东济南。喜欢将说书传统融入到小说写作中，著有《城邦暴力团》、《小说稗类》、《聆听父亲》等。
古往今来，还有何人敢做此事？
生猛的底气或许是才学。阿城90年代在台北结识张大春，看到他总是突然问朋友，例如，民国某某年国军政治部某某主任之前的主任是谁？快说！或王安石北宋熙宁某年有某诗，末一句是什么？他的这个朋友善饮，赤脸游目了一下，吟出末句，大春讪讪地笑，说嗯你可以！大春也会被这个朋友反问，答对了，就哈哈大笑；答不出，就说这个不算，再问再问。见到此景，阿城说，“我这个做客人的，早已惊的魂飞魄散。”
除了狷狂，他的顽劣同样让朋友们印象深刻。据杨照文字透露，年轻时就素有顽童之名的张大春很喜欢恶作剧，有时候跟朋友一起看悬疑片，他看到一半甚至开头就侧身对朋友说，“我对你说，杀人凶手其实是男主角的母亲……”张大春太太叶美瑶说自己如果出差，家里就会只剩下三个小孩。
当我和张大春说起这段往事，他听了放声大笑，似乎在这个时刻，那个顽童和狂生的形象才交织在一起。
不少人找他跨界合作。张大春早年当过电视节目主持人，参与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后来与王家卫合作
（《一代宗师》）
，不挂名不拿钱，权当朋友聊天，有次他正和侯孝贤吃火锅，王家卫发来简讯问宫二
（章子怡所饰演角色）
如果进楼怎么打，如果不进去呢？他干脆走到火锅店门口逐条回复。
跨界还涵盖音乐圈，2013年，张大春为周华健作词《江湖》，周华健开玩笑自己不过是张大春的“声妓”。在他的描述里，他羡慕张大春的生活状态，认为他是“侠”。有时候他们在酒馆聊完正事，张大春拿出纸笔，醉后就写。这是一个太没有耐心的社会，但张大春习字、写古体诗，通过小说近乎肆无忌惮地释放想象力。
与常见的宏大叙事不同，张大春的小说有诸多传统叙事因素，在更早之前，他的写作被贴上后现代、魔幻现实等标签，被视为极具西方小说风格，但正是这位被梁文道称为现代小说技法最齐全的小说家，过去一二十年不断呼吁，我们到底是用汉字写西方小说，还是在写我们自己的小说？“这个问号要放在那，”他说，“我也不想再进一步。小说是没有国族主义的。如果能够不把西方现代小说的另一个套路，种种的套路当做是一个束缚，必备的束缚，我们就有可能更客观一点，更宽容一点，看到已经被我们放弃很多年，很多世纪的中国本来土生土长的叙事故事。”
《春灯公子》里，张大春书写另类知识，用民间故事说尽江湖事。到《城邦暴力团》，他干脆让主角叫“张大春”，置身帮会恩怨、国族兴亡，最后一章《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用元小说的写作方式，让叙述者交待了自己为小说写的若干开头，再一一评论它们。写《大唐李白》，他替李白捉刀写诗，与老来沉默的人不同，张大春狂，敢说，“有些诗我觉得要么是李白没写完，要么是后来编选李白诗集的编辑在胡编乱造。把他的诗改一改，也许两百年后有人看了，会觉得我写的还真不错。”
古往今来，还有何人敢做此事？
《春灯公子》，张大春 著，九州出版社 2018年1月版
狂的背后是他对中国叙事传统的承袭和现代小说技法的了然。文化传承，剥落是常态，延续是机缘，在他的长篇小说里，时常能看到传统书场叙事中偏离主题的跑野马，许多离题片段，穿插藏闪，伏线千里，犹如流动不居的碎片在大背景下兀自燃烧，从庸俗纷扰的众生相里峭然拔出。这些由笔记、说部带来的教养正是古体小说命脉所在。
对中国传统小说的承继不仅体现在写作上，张大春说书，从《江湖奇侠传》《聊斋》《三言二拍》说到《封神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三侠五义》。写《大唐李白》时，他早上写完，下午就去电台说了，电台坚持了快二十年，一个当代说书场已然被重建。
《大唐李白》，张大春 著，理想国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1月版
有时候江湖透进生活与现实相勾连：2007年台湾竹联帮领袖陈启礼病逝，张大春受邀起草挽联，『啟節秉乎天 人從俠道知忠藎 禮失求諸野 路斷關河望竹林』，一副嵌名联，牵扯出一段逃亡和归来的往事。
不过面对年轻人，他会自嘲：“我猜想，很多年轻朋友不见得认得我，我是写小说的，不只是骂街的，现在大部分朋友会认为我只在脸书上骂人，接着变成报纸上第二天的头条。”他接着说道，“那是我的副业。”台下传来一片笑声。
（曾因在脸书上骂街，网友留言称他“反社会人格代表”，他回，“反社会人格”中肯，“代表”不妥，因自己太独特，代表不了任何人。）
这样一位写作者，还会坚持什么？“除了奉行每天的阅读和写作，如果还有什么坚持，不在乎吧。”
我不免好奇，他如何一步一步变成眼前这位狂生？秘密或许隐藏在他和父亲的家族史里。
秘密或许隐藏在家族史里
很小的时候，张大春就看世界不顺眼。一次演讲中他说起1970年自己在学校跟人打架受处分，被命令站在秘书室门口罚站，不知道站了多久，忽然之间听到学校的墙外边传来一声春儿。他模模糊糊透过墙洞看到父亲骑着那辆28寸自行车，车前面杠子上放着两杆网球拍。张大春仍记得骑车路上，背影后边传来了父亲的话：“学校叫我来带你逃个学。”还有一句同样漫不着边际，“打球可以解决打人的问题。”
多年以后，张大春问父亲，“你记不记得，在我念初中二年级时，你带我逃过学。”父亲说，“恐怕不是这样吧，是你带我逃了半天班。”
父亲的宽容还体现在成绩上。到了高中，张大春数学零分，父亲看着他的考卷，全是空白没答题，却说：“真好，在哪签都行。”丝毫没有斥责之意。后来张大春到南门市场斜对面补习，印象最深的是和人干架。那时候李小龙风靡，奉行恋爱可以不谈，拳不能不练。张大春痴迷练拳，而且带一批班上同学当徒弟，画一套拳谱，告诉他们这是来自大陆的神秘拳法。
《聆听父亲》，张大春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1月版
关于张家父子，莫言记得当年张大春托父亲带一笔版权费到北京给他，莫言问，感觉您跟大春很亲近，老爷子回应，“多年父子成兄弟，现在他是我哥。”这句话仍在时间里冒险：两年前，张大春在脸书Po出中学生闹返课网时写下的错字，被儿子反击。第二天登上新闻头条，张大春转发，引用了父亲的话，说自己和张容“多年父子成兄弟”。感叹是儿子为自己解围。
十多年前，他写《聆听父亲》，给尚未出生的张容讲述家史。如今，父亲故世，他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每天早上六七点起床为他们做早餐，比起写小说，更重要的是陪伴家人。作为父亲的张大春宽容，并且有些特别——他很早让孩子们学会了麻将。
但狂生如张大春，有时候也拿儿女没辙。2013年，女儿知道张大春帮周华健作词后，说的一句话广为流传，“周华健已经那么老了，你还帮他写文言文的歌词，你不要害他了”。
不仅女儿如此，儿子同样有话“直说”。有一天他问儿子，爸爸最好的朋友是你，你最好的朋友会不会是我？张容想了想，说，应该不会。
相似的提问可以追溯到十多年前，有一天，张大春问父亲他最好的朋友是谁，父亲说：“有三个罢，倒还有两个没出来。”“那还有一个是谁？”父亲指着张大春鼻尖说，“就连我儿也一块算上罢。”
父亲留给张大春的印象是沉默。“我父亲非常寂寞，所以非常珍惜友情，我常觉得他和母亲之间的夫妻之情，还不如从愉悦而热闹的友情，来的满足和快乐。所以他把生命中最热烈的感情都给了我。”
这段话或许也是张大春与子女相处时的注脚。
——对话张大春——
你所有的所有，是意外的意外
新京报：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冲动写下第一篇小说？
张大春：应该说不是冲动。我高一就开始大量阅读某一种类型的现代小说，已经不是小时候讲的那些名著，也不再是我们常常接触到的那种传记故事。真正开始接触现代文学，正好又碰到一种特别的启蒙，就是朱西甯先生。
（注：台湾作家朱天文、朱天心父亲）
他尝试去写那种没有一般性的悲欢离合情节。后来我受邀去参加一个小说评审，他就跟我说，“大春，有事的小说好写，没事的小说难写。”这个对话忽然之间回头复案了他对我的启蒙。
对我来说，写作没有事的小说，不去营造很庸俗的爱恨情仇，真的是让我少费事三十年。我起手开始学，不是从一般小说去琢磨，这种起手式，你也可以说它不太容易、你也可以说它不太讨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幸运。如果起手不够敏锐，很可能一辈子只能写某些东西。
新京报：你的写作常把古代材料加入现代小说技法，比如短篇《离魂》改自清朝吴炽昌在《客窗闲话》记载的一则笔记，（阿城也曾改过），《春灯公子》也有这样的痕迹， 你会有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吗？
张大春：有时候发现这个说法很奇怪。欧美总是在讲个人、个人，大概从T.S艾略特开始，讲所谓的传统，我认为哈罗德·布鲁姆跟着这个路子在发展他的影响焦虑的论述。有趣的是，西方的作家特别喜欢强调个人，尤其是personality，他们却认为小说或者是诗歌，好像是该跟着老前辈。我们今天的人听这样的论述，好像丝毫不怀疑，试问，所谓影响的焦虑，不是就在说明，越晚出的作者，越没有个性吗？越是受到庞大的前辈作家影响。那么，个别作者的创造性，跑哪里去了？《影响的焦虑》，我是三十多岁通过中国大陆学者翻译看到的。 对不起，我从来没有前辈影响的焦虑这个概念，或者从某些大的概念上去揣摩，我自己的写作，一点都没有。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挑战某个传统的写作者。
新京报：那在互联网时代，人工智能似乎也近在眼前，你怎么看待小说或者小说写作者的未来？
张大春：恐怕小说某些所谓的未来、渴望，这些我们对未来的谵妄，肯定不是建立在小说作者、小说传统上，首先要丢开小说，比如今天北韩丢两颗到美国，对不起，五十年没有伟大小说了。不过必须要说的，你如果从人类文明发展未来揣摩的话，它不但不会消失，也不见得因为某些特定的需求更加蓬勃，也就是它就是这样的。小说已死，法文里不知道说了多少年，还有说电影已经死了。这种东西对我来说，都是假问题。这种发问，也不见得是你的问题，是媒体的惯性，很希望从看起来有知名度，有影响力的人那里得到一个简单答案。
新京报：朱天文老师曾说你的“小说没有弱点，如此之找不到弱点，令其得意门生要好沮丧提问何以他小说里都没有一个认真在悲伤的人？”，你自己怎么看？
张大春：他所谓的得意门生，是骆以军。当年骆以军上过我不到一年还两年的课，我没有手把手教。大学学籍制度凑合成了他坐在台下，我坐在台上，都说是师生，我真没有教过。我真正承认我教过的，是有的，但不是他。
至于没有一个悲伤的人，当然要欢迎对话。因为台湾的小说，有个很著名的电影，我也有参与，《悲情城市》。台湾把自己变成一个悲情城市，你明明小日子过得很好，假装自己很悲伤。大家的悲伤都是装的，你装什么呢，小说里面，那些个认真悲伤的假人。
她
（朱天文）
大概觉得，我的小说，在技术上的打磨，是比较特别的。的确，很多人认为这种打磨包含了炫技。我也很纳闷，你这个技不炫，如何成为一个被认知的技呢？如果炫技不成，最怕的是炫技不成，没有说是怕炫技的。
新京报：那你小说的弱点是什么呢？
张大春：很多。第一个，俗世的爱情。盲点也好，缺点也好，俗世爱情一塌糊涂，完全不碰的。在大唐李白里面讲了一个东西，从第一卷开始就有一个月娘，赵蕤的同修伴侣，李白的师娘。月娘在第三卷，被安禄山买了，成为他的第一个妻子，生了十个儿子，包括杀死安禄山的第二个儿子，长子做了人质，被唐玄宗干掉。其中有大段的两三千字的新婚之夜的描写，安禄山和月娘，为什么我花这么多篇幅去写，这是不可理解，不可接受的，跟着这样一个所有读者都厌恶的
（角色）
，但是这里面有伟大的爱情。只有用最残暴的手段，最强烈、激进的手段，处理你看起来不擅长的东西。
还有，我最不擅长的，我认为很多人都不擅长的：描述一连串的动作。对我来讲，短时间内大量的动作，非常难，写一个乒乓球赛，那个球打过来、打过去、打过来、打过去，是这样吗？这里面，可以琢磨的非常多。
不想没有，想起来，整个写作千疮百孔。
新京报：怎么看待现在拥有的一切？
张大春：太多的人因为傲慢坠落。海德格，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说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从这个角度，你所有的所有，更是意外的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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