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瑞典学院官网报道，当地时间10月17日，著名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马悦然先生不幸与世长辞，终年95岁。
很多人对马悦然先生的认知，停留在“精通中文”“曾力挺莫言”上，但他更是中国文学走上世界舞台的推动者。他燃起了灯，让国外更多人看到了中国文学的样貌。
“不一般”的汉学研究道路
和许多半路出家的欧美汉学家不同，从1946年，时年22岁的马悦然先生就师从汉学家、古汉语音韵和汉文献训诂学家高本汉教授，开始学习汉语。
高本汉本非汉，而是瑞典人。但他和同时代大多数欧美汉学家不同，他对当时流行的鄙夷中国古代文献价值、“概念先行”做法并不感冒，对那些在“欧美文化优越论”情结驱使下试图用所谓“西方先进学术框架”生搬硬套中国文化理念的方法，也非常反感。
他还指责这些“西方汉学”普遍存在“对中国史料和典籍欠缺尊重和严谨的粗糙作风”。
这种独特的学术思路，对马悦然日后的汉学研究道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所以马悦然对汉学的认知，也没有流于窠臼。
马悦然的汉学研究，还跟他自身跟中国文化的结缘有关：1948年，马悦然作为实习大学生首次来到中国，开始进行中国西南方言调查的工作，并亲历了新旧中国的世代交替，对中国现当代社会的变化有了更直观的认识。1951年，他结束在华学术项目后，返回斯德哥尔摩大学完成学业，随后受聘前往英国伦敦大学教授中文。
1956年，他以青年中文专家的身份重返中国，出任瑞典驻华使馆文化专员。1958年任满后定居澳大利亚，受聘于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成了中文教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西南官话和西南方言的重要学术著作、论文。
1965年，他被母校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聘任，回国担任汉学教授。这份崭新的工作更多和现代汉语、当代中国文化有关，而不再局限于中国方言和汉语音韵，这让他开始脱离老师高本汉教授的研究思路，走出属于自己的汉学研究道路。
从这一年起，他开始致力于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
对于欧美汉学家而言，翻译中国著名作品是“传统项目”，其历史可追溯到1662年葡萄牙传教士郭纳爵和意大利传教士殷铎泽合译的中国经典《论语》、《中庸》；小说则有赛珍珠、林语堂等人在20世纪初翻译的《水浒传》、《红楼梦》等。
但这些译本往往带有明显的“再创作”痕迹，难以让欧美读者原汁原味地体会到东方文化的独特魅力。而且，不论欧美或国内译者，翻译时都相对忽视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价值。
马悦然不一样。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译注和评介，几乎遍及中国整个古代的各个时期和所有的文类。从乐府古诗到唐宋诗词，到散曲，到辞赋古文，乃至《水浒》和《西游记》等大部头小说，他都译成了瑞典文。他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诗经》、论语》、《孟子》、《史记》、《礼记》、《尚书》、《庄子》、《荀子》等先秦诸子的著作，并翻译了辛弃疾的大部分诗词，组织编写了《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
非但如此，他跟很多中国现当代作家的私交都很好。艾青、冯至、卞之琳、沈从文、张贤亮、李锐、曹乃谦、莫言、苏童、王安忆、余华等人，跟他都有往来。
他自己还曾说过，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作为瑞典驻中国大使馆文化专员，及至八十年代获得入境，先后访问过的中国作家，包括艾芜、巴金、老舍、钱锺书、杨绛、沈从文、师陀、严文井、叶圣陶；诗人艾青、冯至、卞之琳、冰心、凌叔华、陈敬容、冯乃超、臧克家；戏剧家李健吾、曹禺、夏衍等。
“中国文学通”，他完全戴得住这顶帽子。
他架起了中国作家通往诺奖的桥梁
作为汉文字专业学者，马悦然翻译的作品不仅严谨、贴切，更做到了“信达雅”。
他不仅翻译了《诗经》、《西游记》、《水浒传》等中国传统文学名著，还大量翻译了众多当时在欧美甚至在中国本土都不甚知名，但被他认为“相当重要”的作者及其作品，他也因此被许多中外友人推崇为“中国文学通往世界的桥梁”。
这一阶段他另一个重要的贡献，是系统出版了一系列介绍中国现代汉语语法，语言文字习惯的学术作品，不仅可帮助欧美读者更好地学习、了解现代汉语，也填补了许多关键性学术空白。
1985年，马悦然当选瑞典学院院士，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唯一精通中文者。他不遗余力地推介中国作者、作品，希望能促成中国作家获奖，并最终有所成就。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跟作为诺奖评委的马悦然有着密切关系。
马悦然很推崇莫言对文字的掌控力，他读完莫言的短篇《小说九段》后就将其译成瑞典文，称“读莫言的文章会想到中国古代会讲故事的作家——蒲松龄、吴承恩，从中能看到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子”，所以也极力推荐他。
可以说，他不仅是中国文学通往世界的桥梁，更是中国作家、作品通往诺贝尔文学奖的桥梁。
由于诺贝尔文学奖仅颁发给健在者，而不论中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都存在稀缺、滞后和质量参差等短板，令欧美社会、读者圈和各国际文学奖评审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价值缺乏应有尊重，甚至缺乏基本了解。
对此马悦然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曾在2004年被问及“中国作家总也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是否因为水平落后”时真切表示，“好的翻译太少太不及时”才是症结所在。
对此他不仅身体力行，通过投身翻译工作和积极在海外推介中国现当代优秀作家、作品，让外界得以更多、更准确、更真切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概况，还通过自己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推动有关方面和更多人重视此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马悦然一生两次婚姻的对象都是华人，这让他被许多人称作“中国女婿”。和许多同时代“中国女婿”有别的是，这位瑞典学者很少采用“形而上”的方式，利用唾手可得的“中国元素符号”为自己“变现”，而是几十年如一日地从事文化“修桥”工作。
可以说，从学生时代到最后，他切实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文化，奉献给了中西文化交流事业。
在缅怀马悦然先生一生事业、事迹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学通往世界的桥梁需要更多的“马悦然”，但根本上还需依靠自己去修补。
作为一名中西文学和古典文学爱好者，一名自幼接受翻译训练的中国人，我希望并相信，在方方面面的努力下，中西文学、文化间的交流与认知鸿沟终究会被填平——这应该也是马悦然先生本人未竟的心愿。
□陶短房（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