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知名艺术家“抄袭”比利时艺术家长达30年；
“抄袭”后作品价格上番100倍；
比利时艺术家利用媒体维权；http://www.yixiin.com/news/
艺术经销商则表示“维权”很难，叶永青作品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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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风波还在发酵。对于一个艺术创作者而言，“抄袭”指控几乎等同于否认其存在价值，而对叶永青的质疑，构成了一篇资本利益对艺术创作的挟持叙事，真假目前尚未有定论，但引发舆论的热议，是不难预料的事。抛开事件，相关的讨论总绕不过一个话题：什么是抄袭？2015年，上海曾举办过一场名为"Copyleft：中国挪用艺术”的展览，展览讨论中，认为应借用copyleft的概念，为艺术创作留出足够的借鉴空间。
Copyleft指著佐权，著作权方允许二次创作者使用、传播、修改，但是创作出来的作品需要以相同的方式回馈社会。但讨论中也提到要注意相似度的把控，过于相似，也就是在滥用Copyleft，为抄袭开道了。作为近年来最火的公众议题之一，创作抄袭至今仍旧议论纷纷。借鉴、模仿、挪用、山寨……一系列概念纠缠在一起令人难以分辨。今天人们对于抄袭的争议，来源于对“创造性模仿”的不同看法，而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时间对今天部分“抄袭”是持宽容态度的。或许关于“抄袭”最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当到达了新的时代和转折点，我们该给“创造性模仿”多大的空间和多远的边界？
“抄袭”30年？
被质疑的48小时
叶永青上次引起艺术圈内外的广泛关注，是因为一幅画。2010年，叶永青的作品《鸟》以25万元的价格成交，这幅布面油画完成于2001年，简单的笔触让人一眼看过去无法理解它的价值在哪里。对此叶永青曾解释说，他就是想利用人们对涂鸦的“成见”，展现逻辑的悖论。
圈内的平静，被48小时前一篇文章所打破。2月27日早晨，微信公号“抄袭的艺术”发表文章，详细介绍了比利时艺术家克里斯蒂安·希尔文（Christian Silvain）借助媒体向叶永青维权的过程。希尔文称叶永青大量“剽窃”他上世纪80年代的画作，所用元素和构图都非常相似。他本人的作品在市场上一般能卖出5千到1.5万欧元，而叶永青的作品价格能高出数十倍。
文章广泛传播后，记者采访了叶永青本人，叶永青称已经在争取和希尔文取得联系，并称希尔文是一位对他“影响至深”的艺术家，而对于其他问题，叶永青表示暂不回应。28日，多家媒体再次联系叶永青，都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我们也尝试拨打了他的电话，未能接通；向叶永青发短信问询，也未得到回应。2月28日，记者联系到克里斯蒂安·希尔文，希尔文表示不会到中国维权。而由于此类事件一再发生，他选择在媒体上曝光，提出停止拍卖相关作品的诉求。
随着新闻事件的传播，相关讨论也紧随其后。有业内人士表示震惊，有媒体讨论艺术品挪用与抄袭的区别，有人反思艺术体制对抄袭的容忍度有多大……经过48小时的质疑与发酵，讨论还在进行中，叶永青事件该如何定性，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而相关的讨论永远都绕不开一个根本话题——什么是“抄袭”？
莎士比亚也“抄袭”？
对于创造性模仿，历史曾宽容待之“抄袭”，也许是近几年来最火的公众议题之一。从流程式的新闻稿件、自媒体内容，到综艺节目、电视剧、电影、歌曲、网络小说等大众文化商品，再到绘画艺术、学术论文等严肃创作领域，几乎所有跟“创作”相关的地方，随手都能拎出一堆“抄袭”案例。“抄袭”对应的是“原创”，“原创”是一个带有个人崇拜色彩的字眼。曾担任过法官的美国法律经济学学者理查德·波斯纳在《论剽窃》一书中，提到了原创的价值来源。它是人本主义的产物，当我们开始强调个人价值的时候，原创才因此获得重视。而“抄袭”之所以“有罪”，在于它构成了“欺诈”。抄袭者没有对潜在购买者坦白，让人们相信这是出自本人之手，这种创作欺诈，不仅侵犯了购买者的利益，也侵犯了原作作者的利益。
“抄袭”分程度，明显的如直接照搬复制，一旦被发现几乎没有人有异议。而会引起争议的是经过加工的模仿和挪用，我们可以称之为“创造性模仿”。历史上人们对于“创造性模仿”曾经有很高的容忍度，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早年可能受到了英国剧作家罗伯特·格林的剽窃指控，但是这个指控的可信度不高。罗伯特·格林是当时的戏剧才子，毕业于牛津、剑桥两所名校，受欢迎的程度却不如莎士比亚。晚年的格林落魄不已，将满腹的牢骚都发泄到莎士比亚身上，称他为暴发户式的乌鸦、自命不凡的打杂工，用伶人的皮包裹虎狼的心。不过莎士比亚的作品，按今天的标准来说，可以算得上“剽窃”了。
在《论剽窃》中，理查德·波斯纳写莎士比亚“剽窃”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撰写的马克·安东尼传记：她鄙视以别的方式出行，就愿意把她的画舫驶入西德怒斯河；舵船是精致的，帆是紫色的，而桨是白银的，它们不断地滑动，跟随笛子、号子、西特琴、古提琴和船上演奏的其他乐器的声音。现在该说她本人了：她躺在金绢做的帐子下面，衣着打扮就像图画里常见的维纳斯女神。
莎士比亚《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她坐的那艘画舫就像一尊在水上燃烧的/发光的宝座。舵楼是用黄金打成的；/帆是紫色的，熏染着异香，/逗引得风儿也为它们害起相思来了。桨是白银的，/随着笛声的节奏在水面上下，使/那被它们击动的痴心的水波/加快了速度追随不舍。讲到她自己，/那简直没有字眼可以形容：她斜卧在/用金色的锦绸制成的天帐之下/比图画上巧夺天工的女神还要/娇艳百倍。
经过莎士比亚语言的润色，这段埃及艳后出行的场景更为生动。但它几乎是按照传记原文修改的，这算“洗稿”吗？答案是不。因为在莎士比亚的时代，这种创造性的模仿是被允许的。弥尔顿曾说，从别的作者那里借用内容，只有借用者没有把内容用得更好，才算“剽窃”。《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抄袭与模仿》的作者哈罗德·奥格登·怀特曾评价道，真正的原创性是通过模仿来实现的——精心选择摹本，对摹本进行个性化重述，最终对摹本进行辉煌超越。
这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方式，在很多作家和创作者那里都可以看到踪迹。除了莎士比亚会不加注释地使用别人的内容，英国文学史上鼻祖级的小说家杰弗雷·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有大量挪用来的故事，来源还包括薄伽丘的《十日谈》。著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提香，模仿了同门师兄乔尔乔内的作品风格，后来提香名满世界，乔尔乔内则在33岁时死于鼠疫。
在理查德·波斯纳看来，莎士比亚式的“剽窃”不会被诟病，有时代原因。首先，当时英国戏剧审查很严，如果完全原创，剧院要承担比较大的风险。其次，当时创作群体规模较小，作品有限，人们想要看到更多的作品，所以不会责怪诸如此类的创作方式。而对于过去的画家来说，他们不直接与市场接触，靠赞助人的资助为生，所以不会受到剽窃的影响。有人模仿他们的作品，是在帮助传播他们的名声。当时的画家工作室学徒会经常模仿画家的画风，不会有任何问题。但这给后世的艺术市场带来了巨大的甄别难题。2017年，达·芬奇作品《救世主》拍下4.5亿美元的高价，而在牛津大学研究员Matthew Landrus看来，尽管这幅画的技法与达·芬奇几乎一致，但它还是出自达·芬奇的助手Bernardino Luini之笔的赝品。
时代的宽容，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创作总量的增大而变得越来越严苛，但与今天比较而言仍有余地。很多人不会相信，爱尔兰作家王尔德生前也受到过不止一次抄袭指控。同时代的评论者发现，王尔德于1881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Poems）大量衍生自他所崇拜的浪漫主义作家和前拉斐尔派诗人的作品，伦敦《星期天评论》（Saturday Review）评价这本诗集道：“这本书有聪明的痕迹，但也充斥着模仿、不真诚和坏品位。”当时牛津毕业生、后来的文史学者?Oliver Elton?则评价《诗集》说它们的作者根本不是人们假定的“父亲”，而是一些知名度更高的作家。后来王尔德也经常借用其他作家的表达，在他看来，没有创作出新灵感的“借用”不是违反职业伦理，而是水平不佳。这种说法明显沿袭自文艺复兴时期对“抄袭”的态度。宽容不是没有好处。在创作欠缺的年代，每一次创造性模仿，都在激发新的灵感，同时也在推动文化的传播。
复制时代的艺术创作
是追求创作道德，还是守住底线？
照相机的发明，让我们进入了机械复制时代。本雅明提出的这个概念，是为了阐释照相机复制手段对艺术的破坏。艺术品被人从神坛拉向地面，艺术创作再也不需要精湛的再现自然的技巧，只需要一台相机。艺术品的“灵韵”消失了，所有的复制品都千篇一律。这种说法带有明显的精英取向，但他预言了后来艺术创作的方向——艺术民主化与参与化，艺术创作再也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连普通人都可以参与的活动。
“创作”是人类的天性，“创作”还能带来价值，获得关注，获取利益。所以当艺术创作的门槛降低，势必会带来各类艺术作品的膨胀式发展，大量的作品进入市场，文化商品不再罕有。伴随着市场体制的逐渐完善，文化商品的个性成为盈利的卖点。人们对原创性愈发推崇，而千篇一律的复制性作品则得不到市场青睐。在利益的驱动下，剽窃他人“个性”成为了普遍现象。而与文艺复兴时期不同，“个性”已经与利益深度捆绑，人们对于创造性模仿的容忍度，也随着剽窃的普遍化，而变得越来越低。不提前商量版权的莎士比亚式的重述改写肯定要吃官司了，不过今天的人们还能容忍部分创造性模仿，如充斥于后现代主义作品中的“挪用”和“戏仿”。“挪用”指借用前人元素，表达新的意义。《气球狗》作者、美国波普艺术家杰夫·昆斯(Jeff Koons)曾因为不恰当的“挪用”几度陷入抄袭官司之中，赔了不少钱，但被法庭界定为合理挪用的作品，则不构成侵权。不合理挪用：杰夫·昆斯雕塑作品《Fait d’hiver》与弗朗克·大卫多维奇的广告摄影高度类似，2015年，原作者提起诉讼，2018年打赢官司，获得17万美元赔偿。
合理挪用：杰夫·昆斯的《尼亚加拉》中的女性小腿原封不动来自某杂志摄影，但是法官认为在创作中杰夫·昆斯为其赋予了新内涵，是合理挪用，不构成侵权。
可见，人们对“抄袭“的容忍度不是一成不变的。早年未标注来源的模仿和重述，都不会导致纷争，但现在不一样了。然而有些人严格到像要求新闻作品和历史著作一样要求艺术作品，若非原创，言必有出处，否则就是偷偷摸摸的“抄袭”。这是不现实的，因为新闻记者和历史学家严格的职业追求，有时候会破坏艺术的美感。有时候艺术借鉴、致敬需要和观者达成心有灵犀的氛围，如果点明了，这种氛围将消失殆尽。
莎剧的演员，肯定不会在台上一字一句解释出处，而小说家也不会事无巨细解释他的梗的来源。（如海明威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的书名，借用自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同名布道词：“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伤，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艺术品的这种与前作的互文感也比较微妙。有些比较明显，比如东京美术馆在爱德华·蒙克展览中同步展出的宠物小精灵系列《呐喊》，不用解释也能看出是致敬；有些联系则不够明显，可以说是借鉴，但相似度一旦越界，就会被诟病“抄袭”。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讲，严肃的评论者认为戏仿等借用手段需要适可而止。它们不诞生新的思考，不让我们与历史产生新的联系，它们是肤浅的，无深度的，用一个个噱头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抛给人们一个“不明觉厉”的概念后又消匿得毫无踪迹。戏仿尚且如此，抄袭更是扼杀艺术生命的存在。而从法律的角度看，法律制定有难处。借鉴是艺术创作激发灵感的常用手法，法律象征着社会的底线，为了给创作留出空间，它不可能规定死板严苛的条文。
法律主要考虑的是社会后果，又要兼顾到艺术创作本身。所以对很多“抄袭”质疑事件，法律是无能为力的，尤其当诉诸法律需要花掉较大的时间成本时，很多人都会选择放弃。因此“抄袭”的惩罚主要来自于业内的舆论压力，依靠艺术道德来规范。而此时，是追求更高的道德，还是仅仅守住法律底线，就是创作者的个人愿意承担什么样的后果了。然而时代却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
在正常秩序下，因抄袭名誉扫地的人，本该丧失生存空间，道德的震慑作用也正在于此。而在资本的操作下，这些人还可能继续赚得盆满钵满，如涉嫌抄袭的网络小说。有些人的故事则因特殊的时代背景显得更为传奇。荷兰二流画家汉·凡·米格伦，是近代史上最著名的艺术赝品制造者，当年纳粹喜欢维米尔的画，而他仿造的维米尔的作品欺骗了希特勒，欺骗了所有艺术经销商，并获得大量财富。
而当他在因贩卖国家文化财产受审时说出真相后，所有人都震惊了。买过他画的美术馆都开始战战兢兢，荷兰人却拿他当民族英雄。因伪造罪入狱前，米格伦心脏病发身亡，在生前最后一次采访中，他说：“我的父亲对我说过，你是一个骗子并将永远都是。”伪造者寓言般的故事，也许只是一个特例。在为艺术创作制造的空间里，抄袭者可能会借机蛰伏，他们会得到什么样的结局，仍然有多种可能。而当所有人都朝向其中一个方向，时代也会随之而改变。很多人说中国现代艺术现在仍被西方牵着走，困在模仿的套路中。而这何尝不是摆在所有艺术创作者面前的“陷阱”？创作瓶颈和压力之下，名利诱惑，道德底线，依然在创作领域上演着无数故事，构成我们时代最大的迷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