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截图
小周今年才13岁，因患有淋巴肿瘤，过去一年经历了痛苦的手术和化疗，今年9月刚刚转校到莲城小学。http://www.yixiin.com/quote/
对此，莲城小学的张校长回应说，小周因为个高才被安排在最后面，他是转校生没有试卷，将为他安排补考。事发后，被指责的周老师已请病假，海都记者多方努力也未能联系上她。
惠安县教育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海都记者，目前他们已介入调查，“没试卷不能考试”的说法并不合理，将保证小周能够参加学校考试。
事发：没有语文成绩，才知儿子的遭遇
小周原本在晋江读书，去年因被诊断为“非霍奇金淋巴瘤”接受手术，化疗6个疗程近半年。为方便就近照顾，周雄鹰将孩子转学回老家的莲城小学。
事情的导火线是前天下午发进家长群的期中考成绩单。周雄鹰没找到儿子的语文成绩，多次追问才知，不光期中考，因为语文老师不给试卷，儿子已经3次没参加语文考试了。而数学考试一直正常，儿子三次考试都有进步，期中考成绩是97.5分。
因为儿子身体关系，怕给他太大负担，周雄鹰从来不过问他的成绩。面对语文老师的差别对待，他控制不住地在群里骂了起来。
“考试的45分钟里，我儿子像傻子一样坐在教室，他在想什么？他该有多悲伤？而且回家怕父母担心，一句话都不说。只要想起这些，我就非常伤心。”说起这些，周雄鹰眼眶泛红。
事件中的语文课周老师同时是该校副校长，周雄鹰说，今年9月报名时，他就与她有过一次冲突。“周老师当着我儿子的面说，你一个生病的人还来学校读书干嘛。”报名回到家，儿子生病后第一次流眼泪，反问父母“我又没生病为什么不能读书”。因为此事，周雄鹰找校长反映，就此结下过节。
更伤心的是，儿子上学第五天，连续好几天，班上大部分学生突然不来上课。周雄鹰四处打听，才知道很多家长知道小周得病的消息，以为会传染，不敢来上课。最终，校方出面保证小周完全具备上学资格及条件，淋巴瘤不会传染，班级才恢复正常上课。
在学校的不愉快，小周都没有告诉父母，而是选择了自己承担。“期中考我也不想说的，没想到被他们自己发现了。”
儿子的沉默让周雄鹰更加心疼。他说，“孩子看他妈妈忧心忡忡，反过来安慰‘没事，妈妈，反正就这么一年就好了’，听到这句话我们一家人眼泪都掉下来了！”
主管部门：为他补考，组织当面沟通
小周之前患的“高级别B细胞性非霍奇金淋巴瘤(NHL)”，究竟是什么病？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泉州第二医院儿科主治医师卢鹏程告诉记者，NHL又称恶性淋巴瘤，在我国比较常见，是一种有可能高度治愈的肿瘤，“肿瘤不会传染！”
事发后，小周所在的班级家长群也炸开了锅，以指责周雄鹰在群里发表过激言论的家长居多。“我们也知道小周的病不会传染，不会歧视他的。”一位匿名家长告诉记者，小周没有参加期中考试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周雄鹰的做法明显过激了，如今周老师不来上课，受害的还是孩子。
周雄鹰将儿子的遭遇发到网上，很快引起各方关注。昨天下午，海都记者前往莲城小学采访，均未见到事件当事人，而该校张校长以在镇政府开会为由挂断了记者的电话。
随后，记者找到了净峰镇分管教育的骆副镇长，他曾参与调解周雄鹰与周老师9月的那次过节。骆副镇长说，他们后来也对周老师进行教育，告诉她每个小孩都有权利和义务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不能有怨言地对待孩子。http://www.yixiin.com/news/
随后，莲城小学张校长也出面接受记者采访。他说，事发后周老师气急住院，这两天也请假了，不方便接受采访。针对周雄鹰反映的几个问题，张校长解释说，学生试卷是很早之前就买的，所以小周没有语文试卷，有数学试卷是因为数学老师把原本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给了小周。“语文老师之前跟家长有过节，所以不愿意拿吧。”
关于小周被安排单独坐在教室最后面，张校长说，因为小周个子高才坐到了最后一排，与前排拉开的距离也不是很大。此外，针对报名时周老师是否有周雄鹰所指控的言论，张校长说，周老师已有20多年教龄，他不相信她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们接下来会组织家长跟老师当面沟通，如果是老师问题会再进行教育。”骆副镇长说，他们也很关心小周的身体状况，将保证小周顺利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如果小周家庭经济有困难，镇政府也会帮忙筹措资金，帮助他上学。
【延伸阅读】
“乖乖女”遭校园暴力不敢上学 是谁在对霸凌视而不见？
校园霸凌，有时就像英语谚语中的“房间里的大象”——显而易见，有的人却选择视而不见。
作者：齐衡弈 曾子芊
校园暴力资料图 制图：关印
■本期来访者：小玲，因校园霸凌不敢上学的女孩；小玲的妈妈，担忧女儿的母亲。
■心理咨询师：齐衡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来访者：【我不敢上学】
如果我还在上学的话，今年就升入初二了。可是，这半年我一直待在家里，不敢去学校。
其实，从一年前开始，我就已经很不开心了，有时候上着课也会难受得哭出来。如今，一看到学校的大门，我就浑身发抖冒冷汗，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但是，我这每天样躲在家里，就要一直为没法上学而内疚，想到不能再上学，就控制不住地绝望。
事情必须从头说起。
初中入学后，我无意中得罪了班里的几个女生，她们便组成小团体，一起孤立我。一开始，她们还只是像开玩笑似的，大声对我说“我们要孤立你”，不和我说话。后来，见我没有什么反应，她们就开始撕我的作业，扔我的书包。由于初中是住宿制的，她们还会在我的宿舍床铺上洒水，甚至在走廊上打过我。
我打电话告诉这些事，妈妈却说，和同学有矛盾，先要反省自己有没有不对的地方。可我明明已经处处躲着她们，她们还是欺负我。后来，妈妈也找了老师，但仍然管不住，我被欺负得更厉害了。
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学校，我没有亲人，没有朋友——那几个欺负我的女生总是对别人说我有“病”。一开始，我还能硬挺着学习，后来就坚持不下去了。
我可能真的病了，抑郁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好起来。
咨询师说：【需要正视问题】
小玲是由妈妈陪着进入咨询室的，虽然显得拘谨，但仍然是一个说话得体有礼貌的孩子。
我对小玲的妈妈表示了感谢。小玲的妈妈从认为“遇到矛盾首先要反省自己”到能承认孩子遇到了霸凌，选择心理咨询并共同参与咨询，这一“承认”和转变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在青少年的心理问题上，家长“否认存在问题”和“用回避来躲避痛苦”是很普遍的。校园霸凌，就像英语谚语中的“房间里的大象”——显而易见，有的人却选择视而不见。家长如果能自愿共同参与，对孩子来说，本身即是重大的疗愈措施。
咨询开始了，小玲在谈话中努力做到了有问有答，有条理地描述了自己的学校生活。
开始阶段的“叙述”本身也是治疗的一部分。因为，通过叙述生活事件，来访者会慢慢地从痛苦中完成自我整合，同时咨询师也可以得出进一步的判断。在对话中，小玲展示出的思维能力证明了她的状况还没有恶化到病理层面的抑郁症。
作为咨询师，我完全没有要从受害者身上找问题的意图，因为霸凌有时甚至都没有原因就发生了，但是，了解来访者的童年、性格有助于我开导她能动地应对霸凌。于是问小玲：“能和我说说你和家人的关系吗？”
来访者说：【为什么要欺负我？】
从小到大，我都是妈妈的“乖女儿”。
爸爸工作忙，经常不在家。在家里，妈妈对我照顾地无微不至，她上完了一天的班回到家，还要为我做出可口的饭菜，忙里忙外的。妈妈一般不让我帮她做家务，她说，只要我好好学习就行了，这些小事她来做。看到妈妈这么辛苦，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报答妈妈。
读小学的时候，我的成绩很好，老师同学都喜欢我。慢慢地，我相信，所有的事情妈妈都会替我留心、替我做决定，我只要好好学习就可以了。但是生初中的时候，妈妈因为粗心记错了时间，导致我错过了重点初中的升学考试，她为此懊悔不已，咬着牙交了“择校费”，把我送进了重点初中的非重点班。
初中给我的感觉与小学很不一样，周围的同学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开始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题。也许我在同学的眼里是个“异类”吧，不够“酷”。但是，做一个好孩子有什么不对吗？这就是欺负我的理由吗？
以前遇到不懂的事情，我就去问妈妈，她会教我怎么做。我是一个听大人话的好孩子，为什么这一次所有的打人都不能帮我呢？
难道，我应该自己去解决？可是，我从来没被允许过自己处理事情，如果连妈妈都不懂如何去做，我又怎么会懂呢？
咨询师说：【校园霸凌与被霸凌者】
在校园霸凌的个例中，许多被霸凌者都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被欺负。霸凌者也是一样，有时候是因为缺乏对痛苦的感知力；有时候，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也遇到了困难。
校园霸凌，比较广泛被认可的定义是由挪威学者Dan Olweus总结的，“一个长时间并重复地暴露于一个或多个学生主导的负面行为之下”，“长时间”和“重复性”是它的特征。校园霸凌的对象通常是固定的。从“被孤立”开始，逐渐上升到在走廊里被打，小玲经历了肢体性霸凌、言语霸凌、关系霸凌等多种霸凌方式。
小玲首先要明白，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是，霸凌者通常也会选择容易掌控的对象，对其造成伤害后，根据后续的情况再决定是否要将其设定为固定的霸凌对象。被霸凌者往往会比较安静、沉默、内向，像小玲一样，是一个听妈妈话的“乖孩子”。从童年开始，小玲已经习惯了遇到问题应该由妈妈来处理，所以现在的小玲会尤其感到手足无措。
诚然，小玲遇到的现实困难当然不能仅靠她的“自救”就得到解决，霸凌者的问题才是根源。但从心理的层面上说，在这个个例中，小玲的内心也是被束缚着的，她是一个“被不允许自己解决问题”的孩子，唯有打破束缚，小玲才能更能动、更勇敢地应对一切困难。当然，如果束缚是双向的，小玲妈妈的努力也至关重要。
来访者说：【互相依赖的母女】
我是小玲的妈妈。小玲的爸爸长期在外地工作，一年中难得回来几趟。小玲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我一心只想要她好，几乎什么都替她操心到了。
小玲小时候经常生病，好几次，半夜我都在抱着她往医院跑，养大这个孩子真的不太容易。我感到压力大得受不了了的时候，也偷偷地哭过。好在小玲很懂事，她从小就知道要报答我。
小学的时候，小玲的成绩一直很好，她的性格文静不争不闹，我几乎从来没有打过她。一直到了初中，我才把她送到远一些的重点住宿初中。一开始我们大人会觉得，小孩子之间闹了一点小别扭，不算什么事啊，认识新朋友的过程中总会有一些摩擦。直到后来孩子情绪出问题了，老是给我打电话说她难受，我才意识到严重性。班主任也批评了那些学生，但小玲就是害怕得不敢再去上学了。
是不是小玲太脆弱了呢？我记得自己小时候，大人也没管过我，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做，也没有怎么样啊。
咨询师说：【解开束缚】
可以看出，小玲的妈妈在早年是“被迫”去独立应对世界的，并以此为傲，但她又不愿意孩子再如此，让小玲不知不觉地成为了不能独立解决问题的孩子。这也是很多青少年心理问题中的共性：父母和孩子互相依赖，父母依赖于自己控制，孩子依赖于被控制。
当一个人能够独自跟外界压力对峙，意味着进行了跟幼儿期依赖关系的切割，意味着独立和成长，在潜意识层面，是离开了紧紧抱住自己的母亲。当父母放手，让孩子能够完成切割的时候，孩子才会逐渐学会应对外界压力的方法。
在我的建议下，妈妈认真地给小玲写了一封信，清楚地表述了这样的观点：“孩子，当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有能力，更有权利，去独自研究事情，去独自做决定，而不用先请示妈妈。不管发生什么，妈妈都会支持你，因为你是我的最爱的女儿。”小玲读了信后若有所思。
在后来的咨询中，我们还进行了一个小小的“家庭戏剧”来练习化解问题，孩子在外地工作的父亲，也赶回来陪伴。父母和孩子交替扮演各种人际关系中的角色，在各个场景里互动练习。当练习结束时，小玲终于向父母大声地说出：“谢谢爸爸妈妈，我已经不怕了！”
尾声：
经过了几个月的心理咨询后，小玲终于重建了面对校园的勇气，家长也与学校再次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回到学校的小玲以严正的界限面对了攻击，她坚定的态度震慑住了施加暴力的同学。
校园霸凌固然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建立起完善的预防和惩罚制度，仅靠孩子的“自救”是不远远不够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对于有勇气反抗霸凌的孩子来说，它也可能带来积极影响，因为它锻炼了孩子解决冲突的能力，让他们在面对“房间里的大象”时，不再沉默和逃避。
（原标题：看见“房间里的大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