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特此发邮件至招生办负责人费茨西门斯，称其为“我的英雄”并表示“你再次创造了奇迹，我对于你招收的学生非常开心。”对此，费茨西门斯说，哈佛有充分理由对支持者给予更多关注。他说：“这对学校的长期实力很重要，这样我们才能拥有提供奖学金等所需的资源。”其实在美国招生腐败问题却并不常见，更未上升为一种公众忧虑或社会问题。其中原因何在？“在申请入学时，两位以上的审核者会认真阅读成百上千封申请书，在决定录取时，先讨论，再投票表决。”这是哈佛大学的招生录取流程，也是全美大学招生录取工作的缩影，很难说这样的流程不存在风险和隐患。事实上，伊利诺伊州大学在新生录取方面跑关系，走后门，让不合格学生进入伊州大学香槟城分校就读的丑闻，就是利用了“录取过程保密”之便。
真正重要的是，招生腐败的“收益风险比”太差了。与中国大学“给公家打工”不同，美国大学更像是“大包干”。职业经理人心态是“捞一票就走”，创业者心态是“收他的钱值不值”。要知道，伊州大学丑闻出来后，该校总校长和分校长以及九名校董接连主动或被动辞职，当地的数位政客也被卷入此事，政治生命岌岌可危。何况，照顾录取无非为两事：“钱”、“情”，美国大学有光明正大的方法满足这两个需求，不必“走后门”。在常青藤大学中，每年有40%左右的学生属于“Special Cases”，即受到了“特殊照顾”。另一种说法是，分数垫底的25%左右的学生是学校招生的“特殊利益”名额。
除了音体美特长生、有色人种等“特招生源”外，“Special Cases”最重要的两类对象为“大捐助者”和校友。几乎所有美国一流大学的资金筹措办公室都列有一张“发展项目”名单，将那些仰仗父母为学校捐赠或有可能捐赠巨款的学生排在录取名单的前面。申请者的高中成绩垫底，或者SAT成绩比那些被拒收的申请者要低上300-400分？这些都没关系，足够多的金钱可以为他们翻盘。一位新泽西地产商，曾经向哈佛支付250万美元，以确保他不争气的孩子拿到录取通知书。如杜克大学甚至一度要求招生人员专门追寻富家子弟，这不仅仅是出于对学校短期捐款数额的考虑，更主要的是担心如果招收太多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将来的校友群体会日渐贫穷，从而使捐赠减少，学校财政滑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