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包兴安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出台了一揽子降成本政策，降成本的红利已经开始显现。正在广东调研降成本的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陈龙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成本抑制”现象趋于缓解，但企业仍然普遍反映成本问题较为突出，给制造业发展和转型升级带来较大压力。
近期，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开展了2018年度的“降成本”大型调研，1个综合调研组和5个专题调研组也已分赴全国各地展开实地调研。调研组将从调查中继续分析评估前期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政策是否还有待完善之处。
专家认为，我国在降成本方面仍有较大改进空间。下一步，需综合推进和深化改革，营造公平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建立完善降成本的长效机制。
“成本抑制”现象缓解
四部门日前印发的《关于做好2018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提出加强长效机制建设，亮出今年30项降成本清单，确保完成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的目标任务。上海等地也陆续出台降成本政策。
从经济数据来看，降成本的红利已经开始显现。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4.33元，比上年同期减少0.18元。而2017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4.92元，比上年减少0.25元。
“近年来，随着人工成本、融资成本、物流成本等各类成本增加，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成本抑制’现象，即高成本成为抑制企业创新和国民经济活力的重要因素。”陈龙表示，开展降成本，对于稳定经济增长、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推动“中国制造2025”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陈龙认为，自2015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降成本以来，我国出台了包括减税降费等一系列的降成本措施，并取得积极成效，“成本抑制”现象趋于缓解，但企业仍然普遍反映成本问题较为突出，特别是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上升等问题，给制造业发展和转型升级带来较大压力。
（上接A1版）
“企业成本增加，既有经济发展带来的工资等人工成本上涨的合理因素，也有政府体制、要素资源改革不到位等体制机制问题。降成本，需要企业和政府分清各自的责任，共同努力。”陈龙说。
吉林省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张依群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降成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激发企业活力、促进企业实现提高盈利能力目标的必然选择。此轮降成本主要还是源于企业外部成本过高，即企业税费负担、融资、交易、用地、物流等成本过高。因为，国家在供给侧发力，对政府管理体制、制度、政策等一系列自身问题进行针对性、系统性改革，将给企业带来真金白银的实惠。
去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就开展了“降成本”年度调研。调研中发现，政府降成本政策是必要的，也是有成效的；政府降成本需要久久为功，难以速成；降成本政策正在形成合力，但有些政策仍需完善；政策预期的引导效应有待继续释放。
加强长效机制建设
如何建立健全降成本的长效机制？张依群表示，深入推进降成本长效机制建设，等于把降成本从政策变成制度，从短期实施变成长期约束，这不仅有利于企业现实成本的降低，还有利于企业未来成本的降低，同时可推进未来制度成本交易操作的规范性、实施的有序性、管理的严肃性、约束的强制性，让企业降成本成为一种常态化、制度化。
张依群建议，企业降成本不仅是降低企业的外部成本费用，还要通过政策制度建设来激发企业的科技创新、技术进步、扩大投资、提质增效的内在动力，这才是降低企业成本的最根本所在。因此，良好的政策制度设计和激励作用才是企业降成本、增效益的关键。
陈龙建议，应围绕造成成本上升的深层因素，着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降低企业综合成本。他给出了“五大药方”：
一是加快税制改革，形成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税收环境。二是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继续适度降低社保费率。同时，在中央层面加快推进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三是加快国有企业去杠杆和处置“僵尸企业”。四是坚持简政放权和政府能力建设相结合，在优化政府部门设置、职能和工作流程的基础上，推行以减少交易费用和降低创新风险为核心的综合改革，增强改革和政策的协调性，消除制度性成本较高的体制根源。五是加快推进土地、电力、物流等领域的改革，继续降低企业的用能、用地和物流等成本。
